国内最早的周作人传记 国内最早的周作人传记是王森然1944年发表于北平《华北新报》的《周作人先生评传》，该传记在5月24、26、27、28、30、31日，6月2、3、4日，分九次连载，共1万4千余字。这篇传记一直鲜为人知，更遑论细致研究，主要原因在于这篇传记从未被收入王森然的两部评传合集，还有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等等。 从《周作人先生评传》的叙述中可明显看出本篇评传完成于沦陷时期，具体写作时间是1944年。这里需要对刊载《周作人先生评传》的《华北新报》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介绍。1943年初，为配合日本“大东亚战争”，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将沦陷区引入“战时体制”。1943年6月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规定了战时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即“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①。1943年底汪伪国民政府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随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自1944年5月起开始实行“新闻新体制”，其中就包括成立华北报道协会，以及整合华北各地多家日伪重要报纸创办《华北新报》，该报于1944年5月1日创刊，在华北各地设多家分社，社长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管翼贤担任，实由日本军部控制，是抗战后期华北日伪当局最重要的机关报，被称为“代表华北惟一国策的新闻纸”②。《华北新报》创刊伊始，汪伪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要政要，以及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盐泽清宣等日方军政与情报部门重要官员都纷纷发来祝辞，显示出《华北新报》作为日伪思想战、宣传战阵地的显要地位。 作为《周作人先生评传》传主的周作人，在日伪政权的思想战、宣传战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在《华北新报》中的身份也非同一般。身为汪伪政府和伪华北政权中最高级的“特任级”高官的周作人，在《华北新报》创刊及华北报道协会成立伊始，即兼任《华北新报》理事与华北报道协会理事。在《华北新报》创刊号上，于第一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前任委员长王克敏的大幅题词“一新壁垒贡献战争”与汪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的祝辞等旁边，就以显著篇幅刊登了《创造新闻新体制③ 华北新报今日创刊 周作人钱稻孙管社长对谈感想》(对谈于5月2日第2期连载刊完，题为《抱定报道报国决心 积极完成华北宣传战 周作人钱稻孙管社长对谈感想》)，周作人在对谈中以政府高官的权威口吻宣称，“最近中共重庆之扰乱工作及一部分人的不法营利举动，而使社会民众的生活，失去了原有的姿态，固然这是由于战争所受的影响，但是在参战下的中国人，要忍耐一时的艰苦，协力战争，并且在生活上及其他事情，须要自己来加以矫正，我以为这也就是《华北新报》所负的时代上的义务”④。这明显是为日伪“国策”献计，攻击抗日政权，号召中国民众协力日本侵略战争。 汪伪意识形态构造中的周作人形象塑造 登载在《华北新报》上的《周作人先生评传》，与国内外大多数的周作人传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落水后的周作人表示支持。在该评传中，王森然不仅充分褒扬周作人的伪职身份，而且处处显现出为新朝元老功臣塑像的自觉意识。在当时的背景下，捧扬贰臣、为其树塑金身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即便是在沦陷区，与日协力也是有悖于正常伦理观念的，同时鼓吹附逆者更会使自身名节受损。王森然对此应该十分清楚，但他又试图越过这一底线，配合新朝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以吹嘘伪职高官作为登龙之捷径。于是如何做到不露痕迹地既吹捧伪高官在新朝的崇高身份与光辉功业，不致暴露他们丧失人格、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奔走呼号的本质，同时又能实现王森然依附投靠的意图，这就成为王森然传记写作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经过长时间探索，王森然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并在《周作人先生评传》中相当成功地打造出新朝显贵周作人的“完美”形象。 当然在此之前王森然也曾有过失败的尝试，例如1941年他为新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傅增湘所撰《傅增湘先生评传》便属此类作品。这篇传记为了塑造手握重器的伪职高官傅增湘的“光辉形象”，王森然赞颂傅增湘出任伪职，“二十七年任东亚文化协会副会长，三十年改任正会长”⑤，并全文引用傅增湘自撰《藏园居士七十自述》(1941)，其中傅增湘就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伪政府官员附逆落水大肆吹嘘，而王森然则高度评价傅增湘为伪政权创造的功业，甚至“私撰”六篇寿联，颂扬这位伪政府高官“合文学政治为一家”、“国赖长君掌文化”、“学问贯天人，立德立功立言，均能不朽”。⑥应该说，王森然塑造的傅增湘形象堪称忠实的写实画像，可是在沦陷区的特殊背景下，这样直接地通过表现与日协力活动来塑造伪高官形象，并且将自己的态度公然表露的做法，其效果恰与王森然的写作意图南辕北辙。因为通过这篇传记，呈现的是汉奸傅增湘的形象，王森然吹捧新朝、攀附汉奸的事实也铁案如山，《傅增湘先生评传》反倒成为不折不扣的新朝《贰臣传》，以及王森然卖身投靠的证词，惹人反感憎恶。当然这篇传记的失败，不是因为王森然不够机敏，而是他登龙之心太过急切，未能及时调整以往简单吹嘘的传记写作套路。这个失败使王森然意识到在沦陷区此种做法显然行不通了，即便他想捧扬贰臣、树塑金身，也必须改弦易张。于是他着力再拓新途，在沦陷区连续撰写并发表了大批传记，进行多方实验，最终《周作人先生评传》成为这一系列实验的集大成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