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2-0024-04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在当今中国，对鲁迅的理解是各式各样的。其中有的对鲁迅采取颠覆的态度。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太厉害了，几乎就是全盘否定；而20世纪中国文化出现所谓“断裂”，跟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们的“激进”大有关系。最近中国又掀起“国学热”，提倡传统文化的研究，于是对鲁迅和“五四”的批评的声音也就加大了。这种社会现象很复杂，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我只想回顾一下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他所关注的科技发展和人性的关系问题。也许从这里也可以了解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特别之处。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确是采取彻底反对和批评的立场的，他认为这是文化转型的必要过程。鲁迅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整体感受，他基本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尊重人的，是缺少活力的。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拘跘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①，鲁迅只好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甚至是矫枉过正。鲁迅把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判，他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完全不留情面，不留余地。但这是为了打破封建禁锢，提醒人们不要落入复古的老套。可以说鲁迅是全盘否定传统，但是这种全盘否定，是有历史理由的。② 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体验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病，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对生命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腐到毫无精力了”③。所以，他要猛烈攻打，冲破传统的束缚。鲁迅总是从如何“致人性以全”④的角度考虑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他的任何激烈的批判都是着眼于人性的复归。 鲁迅也并不讳言自己的“偏激”，他是要通过某种必要的“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引导解放。鲁迅太了解中国的国情，太了解中国文化的弊病了。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甚至还说，在中国办一件事太难了，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⑤。这也是一种体验，一种整体性的把握，鲁迅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的利弊，的确看得很透。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很多糟粕，整体上很难适应现代中国的变革需要。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⑥ 那种认为鲁迅和五四一代人的偏激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浮浅的，这种指责也是缺少历史感的。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上个世纪初那种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就比较能够理解鲁迅对于传统的攻打，他那种决绝甚至是偏激的批判态度，同时也不会忘记鲁迅“偏激”反传统的另一面——对文化转型的探求的贡献。 鲁迅对文化转型的焦虑与思索，涉及面很广。我这里就其中一点来讨论，那就是鲁迅早年对现代“文明病”的感悟，以及对科技发展与人性关系的思索。他在一百多年前的思考，现在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甚至在当今也还有尖锐的警示性的，好像就是针对当下中国的情形来说的。 鲁迅年轻的时候在南京水师学堂学水手，后来到日本学医。他最初是理工科出身的，后来为了疗救国民精神，才立志转向文学创作。鲁迅其实最有资格从科技与人文的“结合部”来谈论问题。他早年非常关注世界科技的发展，甚至写过很多与科技有关的文章，比如《中国地质略论》、《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等，都是20世纪初写的，当初影响不大，后来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今天看来，这些论著都很“前卫”。鲁迅提出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这位文化巨人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值得珍视。 鲁迅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中国非常落后，经济上贫弱不堪，文化上精神上也几乎垮了。不少先驱者提出向西方学习，期盼能“科技救国”。也有人看出西方文明很多弊病，认为只有东方文明最好，幻想最终还是要靠东方文明来“挽救”世界。鲁迅在诸多争论中显得比较独立。他不反对学习西方，科技兴国，但更看重的是“立人”。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⑦。他认为“立人”是“立国”的前提。鲁迅所要“立”的“人”，当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民”、“良民”，而是具有健全独立人格的新人，这种新人脱离了旧的传统道德的束缚，又能摆脱过于物欲化的现代文明的利诱。我们当然不必理解为科技和“立人”是对立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不能实用主义地断言，必须先把科技搞上去，经济大发展了，回过头来再考虑人的精神问题。鲁迅是人文学者，他的意见是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一百年前，鲁迅看到了科技的发展是世界性大趋势，必然极大地改变世界，包括改变中国。这是不可逆的趋势。但他高明之处在于，当普遍地举起双手欢迎科技时代到来时，当科技极大地改变世界并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便利时，鲁迅似乎先知先觉地感觉到这个改变可能是有正负两方面的。一方面，科技进步当然是可以给世界带来好处，鲁迅说那是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翼。但鲁迅又说，不能过高地评价科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不是科技发达了，生活质量就高了，人的素质就高了。他甚至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地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胁”。他提醒如果片面地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这些观点在《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两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阐述。当时是在190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