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人的观察而言，当代诗歌批评既非一个学科，也没有明显地确立起一种客观知识图景，它是一种活跃的、多样的、或许还是非常混乱的批评实践，它既是对应于异常丰富的鱼龙混杂的诗歌文本的一种阐释性的文体，亦是一种关于感受、感性、经验世界与语言表达的论述。前一种景观让人望而却步，后一种可能性又深深地吸引着具有理论心智的人加入到诗歌批评的话语实践当中。一个事实是，诗歌批评不仅来自学院，更多的还来自诗人们的写作，来自诗人之间的相互阅读、评论、访谈与自我阐释等话语活动。不难发现，当代一批最活跃的诗人同时又是最敏感的诗歌批评家，而批评家从事诗歌写作也不是稀见的例外。很少有小说家对同行的写作进行评论，而诗人写出诗歌批评文章的人难计其数。大量的诗歌批评文字除了发表在各类杂志，还有就是发布在各种诗歌民刊、诗集的序跋、诗歌网站和诗人自己的博客日志上。他们根据自己的阅读趣味、影响与喜好圈子以及交游范围进行批评与阐释活动。这一景观既可以视为诗歌批评的边缘化亦能够理解为它的活跃、广泛性与真实性，诗歌批评是一种深入诗人们的写作、交流与生活层面的需要。这里既没有什么虚假的悲观也没有过多的奢望。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把当代诗歌批评视为对古典诗话或词话的某种写作传统的承接，区别在于，他们相互阅读博文方便地替代了书信的抄写与诗集的刻印。 而就学院的小范围来说，从事诗歌批评的学人无疑有着使诗歌批评成为一种学科的意图，或使批评获得某种规范化的知识形态的期待。诗歌批评的学科化与知识化意图主要体现在关于诗歌的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以及专门杂志的创办等方面。诗歌批评目前已经进入一些院系的建制，多所大学的诗歌研究机构的设置为诗歌批评提供了一个学科化的前提。在有着影响力的北京大学诗歌讲堂上，年轻的臧棣、姜涛等人承继了谢冕、洪子诚等诗歌批评家的工作，其他一些院校中受聘的诗人，如王小妮、多多、王家新、萧开愚、张曙光、柏桦、宋琳等，使得诗歌批评开始进入一些院系的教学实践，虽然这并非一种普遍现象。一般关于当代诗歌的教学，仍然不过是隶属于当代文学史有关当代诗歌的一般介绍，阅读能力的培育、细致的文本阐释与分析批评并不占据主要位置，无法与古典诗歌的教学相提并论。 就诗歌批评的专业杂志而言，新时期以来仅有1980年创刊的《诗探索》及近年创刊的《新诗评论》，但都属于以书代刊形式——不似《小说评论》和《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期刊——并不符合目前学院对个人业绩考核体制的要求，自然也不能满足研究与批评者更“学术化”的专业期待。最有希望成为优秀诗歌批评家的年轻学者无法不受到这一诱惑，即首先满足学术考核标准，将更“专业”的文章投给核心期刊而非专门化的诗歌批评杂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作为一个学科的成熟及其权威性的确立。当然这也会使诗歌批评及其杂志的编辑显得更纯粹。而所谓“核心期刊”背后的学术权威性主要依赖的是机构的作用，机构的权威性或机构的行政等级。在这种学术机制中，不是独立的作者使得论述具有学术价值，而是必须求助于这些论述所刊布的杂志等级及其背后的主办机构标示其价值。学术机构通常就像是某个学科的无意识，即一种尽可能避免被意识到的现实性，以便给予人们学术自主性的幻觉。这或许已经构成了当代诗歌批评领域在学科化方面一种隐秘的焦虑。 除了与之相关的教学、研究机构与杂志这些制度设置因素，一种学科化的意图似乎总是体现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最基本的分类行为，知识化的努力总是与某种分类方式及分类标准有关，即根据某种潜在或明显的“图表”对一个领域进行认知性分类，依据“认同、近似与类比”来划分某种对象与经验。在当代诗歌批评领域，一些研究者亦试图据此赋予纷繁的当代诗歌景观以认知性秩序，对写作现象进行认知性的分类。先前的研究与批评者通常会以写作题材进行分类，当下诗歌研究者则更经常地采用其他分类模式进行区分：以诗歌写作者的性别与族裔(如“女性诗歌”、“少数民族诗歌”)、地域命名(如“白洋淀诗派”“新边塞诗派”)所进行的身份识别；以诗人(出道时)所归属的流派、小杂志所作的区分(如“九叶”、“七月”、“今天”)；依据代际身份(如“归来者”、“中间代”或“80后”等)和较为模糊的代际身份(“朦胧诗”、“后朦胧诗”，或“新诗潮”、“后新诗潮”)所进行的分类等。批评者希望通过对身份或依据某种现实参照来解释其写作，似乎这样能够赋予批评自身以某种可以考察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也就是说，论述及论述所涉及的事实之间有一种被认定了的关系。所谓‘现实性’，就是论述凭借‘它所参考的事物’而变得合法。先由作者提出某种‘现实’；因为作者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该‘现实’从作者转移到他的文章，最后文章因为自己描述的事件而得到认可。”①对诗歌文本进行分类是不可能的，因此身份、时期和各种外部标志就成为一种简便的认知图式。至少在这样做的时候，批评者把他要面对的纯粹主观性的文本、充满差异的个性及其私密性含义的文本解读并转换为一种依据某种“客观性”与“现实性”的论述，把难以言说的秘密与他性变成可以言说的事实或一致性。这样的分类学研究提供了某些关于当代诗歌与诗人的信息，提供了某种背景式理解，但与诗歌文本的阐释并无深切关联。 将诗歌批评纳入学科化的知识意图主要发生在当代诗歌史的写作领域，可以发现，诗歌史的写作范式几乎是上述研究范式的编年体综合：一种关于诗歌写作的流派、思潮、杂志、性别、地域、族裔、代际及其社会背景考察之总和的编年史。就像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所发生的状况一样，文学研究自身愈来愈没有文学史研究占据中心地位，哲学研究愈来愈成为一种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似乎史的描述所具有的客观性面貌与认知图式，对任何一种领域的史的叙述都能够立刻转化为一种客观知识。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强烈主观性愈来愈没有文学史书写显得更符合学科化与知识化的学院取向。20世纪80年代从事诗歌批评的一些学者转向诗歌史书写的愈来愈多，也愈来愈显得成功和为学院体制及评价体系所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