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混搭、并置与对照的空间结构 上海原本属于中国的城市，但自从外国租界嵌入、切割、重组上海的城市空间后，上海空间权力的同质化被瓦解，租界逐渐成了城市的中心。 租界辟设后的上海具有“辐辏”的空间性[1]，不同的人群、制度、文化都赋存于空间，使得上海空间仿佛“一所最复杂，最奇特的，最丰富的博物馆”[2]。上海的城市空间可谓“一粒粟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省市民，国外各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3]51。在社会制度方面，上海也呈现出一种混搭风格。“一个国家存留几种社会制度的现象，在殖民地及其他经济落后的国家，是有的。然而在一个都市，而能容许各种社会制度的存在，那就不能不数东亚的老大中国，被白种人统治下的上海了。”[4]在这里，历史时间的连续性被破坏，空间的意义凸显出来[5]。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空间文化的“辐辏”，影响了上海人的精神结构。夏征农对之有过精辟的阐释：“在上海，我们就可以看到高入云霄的三大公司，与古香古色的虹庙为邻，看到风驰电掣的电车汽车与独轮手推车同路。由这反映到人的思想上，于是就成为：提倡科学救国者，同时又在那里提倡念经救国、太极拳救国；出入歌台舞榭者，同时又在那里朝山拜佛、顶礼求神。”[6]于是，徘徊于上海的十字街头，潘汉年观察到的就是“狂叫明天开彩的慈善家”，“演讲‘劳工神圣’回来的阔少”，“刚认识之乎者也，而大卖圣书子书的阔客”，“穿着西装的先生，向人招呼而恭恭如也作揖”，“左手提着白兰地，右手挟着美姑娘要赴跳舞场的革命文学家”……[7]潘汉年所描画的街头人物群像，因古与今、中与外的杂糅以及身份与言行的脱节，呈现出难以协调的矛盾性。文化艺术空间亦是如此，胡适去大舞台看戏，看到在洋房里表演的还是20年前的老角色，虽然用了新式机关布景，却仍然摆不脱旧式的程式动作，明明有了门，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8]。租界化上海的文化空间总给人以脱序与犯冲的感觉。 上海空间的“辐辏”或混搭，遵照对照原则，租界与华界给人以截然不同的空间感。晚清时期作为上海学校乡土教材的《上海乡土志》写道：“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3]68租界与华界的街道状况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瞎子认得租界”[9]。留日归来的郭沫若认为毗邻的租界与华界简直是一个“骇人的奇迹”，几步之遥，却隔着“好几个世纪”的差距[10]398。时尚杂志《良友画报》通过图片与文字构设了1934年上海的空间特性，“中国的上海在南市，在闸北，在西门。那里有狭小的房子，有不平坦的马路和污秽的街道”，“外国的上海在霞飞路，在杨树浦，在南京路，在虹口。那里有修洁整齐的马路，有宏伟的建筑物，有最大的游乐场所，有最大的百货商店，还有中国政府要人们的住宅”[11]。 两个上海的存在及其毗邻关系，生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无序与有序、破败与繁华的空间并置。并置、对照的空间结构，预设了上海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12]上海的现代性空间也因此充满硝烟味，混杂着民族的屈辱与自强，成为解读中国现代转型与知识分子现代体验的焦点空间。 二、上海租界的空间殖民主义策略 在上海绵延的城市区域，空间权力处于分割的状态。上海地方政府、工部局、公董局分别为华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权力机构。空间的并置与权利主体的分离，必然造成空间权力的争夺。自上海设立租界，空间权力的抗衡就没有停止过。上海道台宫慕久最初与英国领事贝尔福商定把城外的一片泥滩租给英国人，就包含对“蛮族”的高度警惕，有着“种族隔离”的考虑。然而，另辟空间的策略并没有阻止“华洋杂居”时代的到来，反而让租界成了一块不可控的“飞地”。上海租界正是在中外人士的“误解”中蓬勃发展的[13]。租界的盛况让外侨备感自满，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中不无得意地炫耀：贝尔福在租界地址的选择上“极显他的眼光之远大”，“他早已看到这片满目荒芜的泥滩将来必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根据地”[14]8。其后租界的扩张，英、法、美三国租界的分合，警察司法权力的易位等等，都涉及到空间权力的争夺与抗衡。 自晚清到民国，上海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华界的城市状况，增强华界的现代性质，赋予空间更多的民族尊严。1927年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提出两条设想：“一是筑一条环绕租界的道路”，以限制其越界发展；“另一条是吴淞筑港，并在吴淞与租界之间开辟一新市区，以削弱租界的重要性”。这两项构想成为1929-1930年市政当局制定《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和《大上海计划》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出发点[15]。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把空间权力对抗场直接挪到租界。《上海旧事》一书提到：1935年，中国银行决定在外滩造一幢34层的中国银行大厦，“由于与沙逊大楼毗邻，跷脚沙逊立即横加阻挠：‘这是英租界，在沙逊大楼附近造房子，不准超过我这大楼的金字塔顶。’中国银行不服，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结果还是跷脚沙逊获胜，中国银行被迫让步，34层削去一半只造17层，两层还造在地底下。大楼造型为近代表现派中国民族式，大门上方有孔子周游列国石雕一组，借以表现礼仪之邦的中国与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但又忘不掉这幢大楼横遭欺凌之耻辱，所以屋顶上竖了根十米高的旗杆，借以在想象中稍泄心头之恨”[16]60。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租界空间权力斗争的激烈，孔子周游列国石雕与高高矗立的旗杆，可以看作空间权力的符号，标示着空间权力的主体性与等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