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新知识界社团以“开智”、“合群”两大主义作为目标与意愿相凝聚，从某种角度而言，1920年在上海筹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便是由文人结社而渐次演变成的君子群而党之。 细考宣传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思想与组织基础的先驱者谱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无疑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力量：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八人；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参加会议的除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外，其余十人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陈公培、杨明斋、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而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于1947年编撰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则称：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首先找到了陈独秀，遂于一九二○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首先加入组织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李达、沈玄庐等八人”①。其中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叶天底皆系一师师生。 自从近代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教育以来，学校便具有了某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建制的独立性，并渐次孕育构建出一种替代昔日士林交谊中同门、同年关系的人际网络。同一学校背景所赋予的校园文化、人格教育、师生关系②，天然地成为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归属认同、情感投向汇合的先决意识。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斯时南方天幕中引人注目的星座，连接起无数闪耀的星辰交相辉映。值得注意的是，创校时期担任教师的鲁迅、许寿裳、经亨颐、沈玄庐、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等都曾负笈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国人被有着相似背景的近邻强敌的崛起震撼，赴日留学生数量激增。浙江省更以“百人师范”之规模派遣留学生赴日求学。日本向来被视为师法天朝的臣属，却因“脱亚入欧”而船坚炮利，这不能不使留日学生肃然，而日本国人对于中国留学生不无歧视的态度更是令弱国子民羞愤痛切。这便使得留日学生较之留学英美学生姿态更为激进。此外，革命派孙中山，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流亡日本，留日学生即便未曾加入其政治组织，也多少受到影响。故而，尽管一师师长中的大多数并非一开始就抱持从事教育的职业志愿，却丝毫不影响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启蒙觉世的角色。这便是校长经亨颐之所以能不屑斯时兴起的为工业生产输送技术人才的职业教育，而倡导人格教育的重要资源。一师的人格教育不仅在艺术层面同时亦在生存层面激扬“文学审美主义”，其立人的核心在于标立新道德。这一辈的教师们在思想意识的深处永远有着新旧二者的颉颃。摒弃儒家道统与伦理，却不能将植根于人格深处的某些传统道德禀赋一并弃绝。可以不忠君不缛节，但是岂能不孝不义？事实上，承担家庭的责任或履行包办婚姻的义务正是他们归国返乡的一部分原因，如鲁迅、夏丏尊。 这才是那一辈知识分子以“疯狂”为契机为缘由觉醒，最终每每昏睡去的苦痛与无奈，于是裹足寄望，发出“救救孩子”心声，努力肩住黑暗的闸门。正是由于先生们用自身的牺牲积垫起来的平台，在泥沼里托起学生，使其不复因深陷被根缚，更欣然地迎向各种价值与世界观，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方才得以少去“弑父”的苦痛挣扎，得以惊世骇俗地直陈——“非孝”。 为着施存统《非孝》买单的便是其精神父亲——《浙江新潮》社的幕后支持者、一师的教师与掌校者。施存统等学生写出如此“不伦”文章、做出这般“离经叛道”举动，即是一师力主各项教育改革的自然之果；特别应归结于时任国文主任教员的“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所推行的国文改革，热衷于将文学课上成社会问题讨论会，指点江山，放言无忌，时文兴趣与济世激情同其升腾。“四大金刚”中被陈望道称之为最为温和的夏丏尊，正是《非孝》的审阅者与保护伞，施存统回忆称在教职员会议上，夏丏尊挺身替他辩护受了不少气，被责备说施存统桀骜不驯的态度，是由夏惯成③；而沈玄庐虽则认为《非孝》观点“没有锻炼成熟”，却仍将其视为一篇“雷霆风雨的文章”④。 沈玄庐在1916年任浙江省议会议长之前，曾接浙一师聘；任议长后，依然给予一师相当的支持与关注。在“一师风潮”时期，他不仅是学生背后“有力的策士”，更难得的是俨若“最勇敢的炮手”⑤。而之后一直追随沈玄庐直至国共分裂的一师学生宣中华对其异常崇拜亲近，同学称：“宣中华和沈玄庐先生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仿佛是用的同一个脑子。”⑥ 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话语遭遇言论禁锢，当社会矛盾益趋尖锐，启蒙话语不得不向更大的半径辐射，师长们便开始考虑介入社会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大致的脉络而言，师长们多受传统教育的陶养，之后又留学海外，虽然有着两厢都无法彻底认同的苦楚，但这痛苦的迎拒却令其获得不在任何一山中的视野，带着精英自我的审慎，“任个人而排众数”。学生们则青春昂扬，在急进的社会实践中将“个人”的相加诠释为“大我”。然而血脉相亲的牵引与对于“进步”伦理的无法抗拒，师长辈的启蒙者亦被裹挟进了“革命者”的“群”中。除却因“一师风潮”被迫离校与先生们在上海汇合的施存统、俞秀松，1920年至1921年间，叶天底、宣中华等亦跟随而至，加入上海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者与成员。 师长也好，学生也罢，作为知识分子最初的社会构想都别无二致充满了理想主义，甚至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施存统与俞秀松曾北上参加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联合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希望达到“工即是学，学即是工”、教育与职业工作合一的理想。而沈玄庐早在“一师风潮”时便提出，倘若当局要就此解散一师，便请师生们去萧山衙前他的家乡另起炉灶，为此他甘愿献出田产房子。之后一师部分师生云集于衙前发起的农民运动，确是含有玄庐力倡的“组织农学互助团”的实验性质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