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3)02-0064-20 一、前言 促进社会流动和收入平等是扩大教育机会的目的之一。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低收入家庭的资优生更有可能接受并完成大学教育。一方面，高校扩招使得低收入家庭学生能够竞争有较高学位要求的高薪工作，扩大其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Becker，1964)；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规模越来越大，他们的相对收入可能降低，进而使收入分配更加均等化(Kuznets，1955)。事实也确实如此，发达国家青年人口中高等教育的入学比例和完成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其高等教育收益要低于发展中国家(OECD，2008；Boarini & Strauss，2010)。然而，过去20年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加剧，即使在那些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规模都快速的国家亦是如此。这表明，除了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制约着高等教育扩张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如劳动力市场对高教育水平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增加、各种类型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模式不同、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配不同，等等。 本研究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国家①为例，探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各个方面。本研究基于金砖四国的经验数据，采用标准人力资本模型探讨教育年限的变异、教育收益率的水平及其变异对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对金砖四国的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配比例进行了估计。主要有以下发现：其一，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本身并未降低收入不平等。其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其他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尚无证据表明，近年来金砖国家大学毕业生规模的快速增加有助于实现收入平等。其二，金砖国家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配差异很大。俄罗斯公立大学的学生需要支付学费，而巴西私立大学的学生也需要支付学费，但这并非两国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分配的区别所在，它们的区别在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学生在公共资助的大学里是如何分布的。总体而言，俄罗斯高等教育公共补贴的分配要比巴西平等，尽管巴西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推行平权行动计划，但收效甚微。印度和中国的高等教育公共补贴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分配也不平等，印度的情况与巴西相似，中国的情况与俄罗斯比较接近。 二、教育扩张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一)关于收入不平等变化原因的广泛讨论 从历史上讲，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很多因素尤其是财富(土地等物质资本和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的分配状况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分配得越均衡，生产成果(如收入)越有可能得到平等分配。在国家政府占有大部分财富的社会中，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将税收收入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重新分配，国家财政政策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OECD，2007)。 理论上讲，从事雇佣工作和劳动密集型自雇工作的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状况应该与其教育水平分布密切相关。库兹涅茨(S.Kuznets)、阿德曼(I.Adelman)和莫瑞斯(G.Morris)的早期研究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型”理论。库兹涅茨认为，低收入社会的大多数劳动者教育水平低下，主要从事自给农业工作，收入比较分散，收入分配较为平等。随着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分布不平等加剧，农业社会城镇化进程加快，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Kuznets，1955)。阿德曼和莫瑞斯的实证数据表明，与人均GDP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相比，人均GDP偏低和偏高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Adelman & Morris，1973)。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德曼和莫瑞斯对“倒U型”理论的论证在一些国家并不适用。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劳动力教育分布并未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很大影响。以韩国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经历了从农业为主的社会向高度工业化、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经济体的重大转型，但是该时期收入分配变化很小。这些微小的变化与收入政策(如政府采取政策控制专业干部的收入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关系，而与劳动力教育水平分布或生产力变化关系不大(Nam，1994)。美国是库兹涅茨、阿德曼和莫瑞斯观点的又一反证。在过去80年间，美国的教育分布更加均等。但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70年代初，美国的收入分配一直维持在较为平等的水平，而从70年代中期至今，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也在加剧(Carnoy，1994)。由此可见，与韩国相似，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变化也很难用教育分布状况来解释。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提出了其他观点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现象。一方经济学家支持“新技术”的观点，认为“新技术”注重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高级推理能力(Murphy & Welch，1989；Katz，1999)，过去一代人对高级推理能力的重视程度急速上升，这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另一方经济学家坚持“收入政策”的主张，认为收入政策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在此，收入政策包括最低工资政策、维持高失业率的货币政策、贸易自由化和移民政策，这些政策都使得低工资工人的相对收入下降(Freeman，1994；DiNardo，Fortin & Lemieux，1996；Farber & Western，2002)。他们还认为，财政政策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OECD，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