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4-0015-08 若干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和描绘总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前者是把中国描绘成理想国，君主贤明仁德，人民安定富足，而后者则把中国描绘成人间地狱，君王暴虐无道，人民苦不堪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自相矛盾的描绘和对中国文明所持观点的前后相左，促成了中西研究领域当下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中国形象学”。该研究的对象是西方人笔下纷纭复杂的中国形象。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的学术成果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①在中国学术界，不少人对历史悠久的中国学术及其在西方的对应学科——汉学，亦怀有同样矛盾的情感。这一现象再次因中国学者两大阵营的形成而复杂化：一派是保守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坚决维护传统学术的价值，坚持严格遵循中国学术规范，另一派是激进的西化学者，他们不断攻击中式学术及其生成方式，将其贬为一文不值的垃圾，并不加选择地拥抱西方的一切思想、概念、理论、范式和学术研究方法。两大阵营的分歧集中在对待汉学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价值和态度上。一方盲目崇信汉学的效力和价值，热情效法，另一方则应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慷慨激昂地批评汉学是殖民主义的话语，是一门像东方学一样充满偏见的学科而将其摒弃。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识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误读并非仅仅源于信息不灵、偏见歧视和政治干预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于一种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深层逻辑，而这种逻辑业已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进一步衍生为一系列的次无意识，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知性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和评价相互矛盾，就是这种文化无意识的必然产物。这种文化无意识是导致误读中国的核心因素，并已构成了一种涵盖广泛的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汉学主义”。 寻找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探讨东西方在认识上的内在逻辑，自然绕不开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但据之对中国材料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套用“东方主义”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这也难怪，赛义德多次重申，他的理论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而得出的。正是赛义德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西方人(殖民者和学者)对中东文化的认识、观念和评价中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他的“东方主义”著述并没有关于被殖民者的只言片语。此外，赛义德的批评理论没有探讨被殖民者自身对于殖民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因此，有些学者诟病赛义德在其批评研究中让被殖民者缺席的不足是不无道理的。阿里夫·德里克就是对“东方主义”的这一缺陷提出质疑的代表性批评家： 我认为，赛义德所论述的“东方主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其疏忽了“东方人”参与有关东方话语阐释的地位，这一点会引起话语的地域问题，也因此意味着会引发有关权力的问题。我在上文提到，虽然“东方主义”在其根源和历史上与欧洲中心主义有紧密的关系，但在根本上，如果想要获得合法性，东方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实践方面，“东方主义”从其产生伊始就是以一种形象和表述的交流而出现，与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的流通遥相呼应，一开始是欧洲人在亚洲的流通，逐渐地产生了一种反向趋势，亚洲人开始在欧美流通。② 德里克正确指出了赛义德“东方主义”的一大缺陷：即它极少关注被殖民者在殖民心态和自我殖民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少关注葛娅特丽·查克拉芙替·斯皮瓦克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在同化他者过程中的同谋角色”③。这一缺陷同样受到了其他后殖民批评家的质疑，其中包括霍米·巴巴④、罗伯特·杨⑤、齐亚乌丁·萨达尔⑥、阿贾兹·阿赫迈德⑦和其他的后殖民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赛义德的理论进行了大量修改、补正和重新概念化的工作。后殖民研究也因此而超越了赛义德理论中东方和西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关系，同时也拓宽了赛义德的视野。但是，后殖民话语同样有其局限和缺陷。很明显的一点是：中国从未被西方完全殖民过。这一历史前提肯定会影响西方人和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社会的认知和看法。普通人和知识分子都会受到这一影响，同时他们的学术研究方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一点与第一点相关：“东方主义”的母体(东方学)与“汉学主义”的母体(汉学)因历史原因在本质和功能上有所不同。如今，多数学者视“东方学”为一种“殖民话语”，但很少有从事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的人会把“汉学”视为一种殖民话语。其原因很明显：它们是两种研究动机不同的学术活动。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对殖民话语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描述： 殖民话语的目的就是把被殖民者视为一种因其种族根源而落后的人群，其目的是为征服正名，为统治和教导体系的建立铺路。⑧ 由此看来，“汉学”肯定不是一种殖民话语。因此，运用一种在完全被西方殖民的文化研究中推衍出来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知识生产中的问题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 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模式套用到中西研究还有一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这两种理论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政治为导向、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因而极易引发文化战争。文化战争对于解决学术问题无能为力，并总是无视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因此，这需要一种新的不同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概念范式。这一新的概念范式能够对如何进行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如何在尽可能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有关中国知识生产等问题进行自觉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