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0 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和变化：美国相对独立的狭义文化政策逐渐被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种诉求交织在一起的广义文化政策所代替；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高调推出“创造性”(creativity)主题，以“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代替原来的“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辞藻；第二集团的对外文化战略也从原来的“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转向“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发达国家文化政策领域的新动向也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学科——“文化政策研究”(cultural policy research)。一批来自西方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具有不同人文学科背景和相似关切点的学者，宣称要和“赞助者”保持距离，保持批判性思维，重建新的文化政策研究话语体系，以超越过去“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疏离，超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本文旨在通过西方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相关研究来解读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的背景、机制、矛盾和趋向，并提出一些对我们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一、“文化政策研究”的兴起 近年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的新一轮调整，西方学界对文化政策领域的研究也日渐活跃起来。一些大学纷纷成立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设立相关方向的课程和专业；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也相继推出，如吉姆·麦圭根的《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托比·米勒和乔治·尤迪斯合著的《文化政策》、杰勒米·亚赫尼与奥利弗·班尼特合编的《知识分子与文化政策》、贾斯汀·路易斯和托比·米勒的《批判的文化政策研究读本》等。尤其是1994年《国际文化政策研究》期刊在澳大利亚发行，1999年第一届“国际文化政策研究大会”在挪威卑尔根市召开，它们标志着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学科已经呼之欲出。 按照学者们的主张，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其方法论的构建要突出以下两点。 一是超越“文化研究—政策研究”二分法，建立批评性话语和实用性话语的连接。 人们通常认为，文化具有创造性、情感性和激进性，而政策则具有实用性、工具性和保守性，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界限，过去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一界限分为互不搭界的两部分：一部分是隶属于政府或大财团的“政策研究”，研究的重点是文化政策的实施和管理；另一部分是分散于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文化研究”，研究的重点是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这两大部分各自为政，在保留“纯粹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无法克服的弊病。如政策研究由于缺失批判性维度，造成“对国家过分依赖，工具主义明显且冗长乏味”；①文化研究则由于缺失实用性维度，总是“用谁也听不懂的行话谈谁都应该听懂的事情”，②而且“随着学术研究与新闻的或票友的文化研究分道扬镳，学术研究往往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对抗的、脱离了与政府日常交涉的研究”。③因此，学者们认为，新的文化政策研究首先就是要打破文化和政策之间的藩篱，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政策研究本身寻找理据。实际上，阿多诺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文化被管理有可能使其创造性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如果没有管理，威胁文化的就是其自身的存在。④而且，“随着近年来西方社会中艺术和官僚之间、文化和政治、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种受污染的、不纯粹的交叉性研究在所难免”。⑤那么，如何才能重建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连接呢？一些学者提出，新的文化政策研究要建立在“实用”和“批判”两种话语的接合之上。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研究不仅要体现一种批判议程，能够拷问当前文化政策的工具性，批评文化政策话语和修辞的空洞性，而且还要还原文化话语的具体内容，理解其复杂的交流属性；文化政策研究不仅是一种“冥思的”追求，还应是一种把想象力倾注到社会经济现实中的“行动的”追求。⑥在具体操作上，应侧重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讲实际，而讲实际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具有一定的批判性”。⑦也就是说，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不能只是记录政府文化部门的工作，还应对政策的建构和实施进行评价，并尽可能地独立于委托部门之外开展研究；而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要有意识地避免一种过度抽象化、脱离实际的纯学术倾向。 二是超越“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二分法，重建跨学科的“丰裕哲学”(Philosophy of Plenty)。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领域就一直存在着对立的两翼——一翼是以阿多诺为代表的“精英文化”论，另一翼是以费斯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论。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标志着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的堕落以及统治阶级通过大众文化消费实现的意识形态控制。费斯克则认为，文化工业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文化生产从少数精英的特权中解放出来；意识形态也不是能为政治精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大众不是一个在宰制和规训面前毫无意识的消极的群体；大众通过将文化商品转化为自身的文化，既规避和裂解了文化商品的同质性，也能从对抗的姿态中找到“意义”和“快感”。⑧实际上，大众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颇为合拍，而消费主义把自主的消费者放在现实的核心，也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⑨因此，新的文化政策研究既要接纳文化平民主义，又要批评其消费主义倾向，并和这种理念保持距离；同时从阿多诺的文化产业批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理论、哈贝马斯的治理术中汲取有用资源，并在对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学术话语和公众话语的共同考量下重建文化政策研究的话语体系。按照约翰·哈利特的说法，新的文化政策研究不必再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必再从批判性局外人、政治经济学家、后现代文本主义或文化激进主义者的长期争论中制造一个胜者”，新的文化研究应该是杂交的、全球的、后学科的会话，是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丰裕哲学”。⑩ 可以看出，新学科的建构试图突出辩证性、跨界性和包容性，以适应其研究对象文化政策的内在紧张。但从近期相关学者发表的著述来看，他们的研究大都遵循一种文化研究的具体化和实例化的路径，并在从反叛姿态转变为独立姿态的同时保留一定的资本批判。由于本文的重点并不是对学科本身进行评析，而是要通过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来了解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因此这里对学科本身不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本节的介绍只是为了说明即将展开的、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解读的根据，主要来自一些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一定批判精神的学者所提供的资料和视角。 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向及其根源 总的来讲，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