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年来，中国文化界的民族主义文化情结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总体看来，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鼓吹者缺乏系统的理论，也并不理性，大多是情绪性的诉求，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的、系统的文化思潮，因此主要是一种民族主义“文化情结”的涌现。这种民族主义文化情结导致的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状态的严重恶化、与传统文化的复杂纠缠以及所涉“中西之辩”的误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严重恶化 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有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即一些原来持启蒙主义价值观的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本来也不完全是反面的。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但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是并“不狭隘的”，且有其正当性的，比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就有一个民族主义。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运用起来比较混乱，且有大小之分，既有针对国内所讲满族、汉族等“56个民族”之“民族”，亦有针对国际意义而言的“中华民族”，而后者显然又有某种“国家”意义，“民族”与“国家”的意义混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内涵的混乱。在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下，民族主义大多带有负面价值而不太带有正面价值，因此可以不必称其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而直接采用“民族主义”的概念。所谓“民族主义文化情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沉迷于本国的文化，而拒绝外来的、先进的文化。 大约一年前，我在南京见到钱理群教授。因他与摩罗比较熟，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摩罗以前写的文章还是不错，基本上坚持了启蒙的价值，为什么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站起来》？这不就转向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了，极端到说鲁迅、蔡元培、胡适和陈独秀等这些人都是‘洋奴’，连五四时期的那些极其保守的老先生都没有这么骂过，摩罗的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是内部政治的压力还是经济诱惑？”结果，钱理群的回答令我非常吃惊：“无非是读书多了，进步了！”这个回答令在场的几位专家都非常吃惊。于是我进一步追问：“怎么进步？”钱理群回答：“从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当然是进步了！”显然，钱理群在面对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醒的。最近他在武汉一个关于大学问题的研讨会上有个说法广为流传，即认为我们的大学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对此，我在2012年5月24日的《社会科学报》上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当然不要利己主义者，但这样说没有从根本上划清极左路线与专制主义的界限。我们记得，1949年以来，我们被集体主义教育了好多年，结果发现所谓的集体主义大多是假公济私的借口而已。” 自上世纪80年代末，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对现代化的要求备受打击，又经过1990年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长期被压抑，在1980年代刚刚冒出一点主体意识，刚刚萌芽的对启蒙价值、现代性价值的追求，不久就被打压下去了，此后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状态。这一严重恶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五四以来的对启蒙价值的守护和启蒙立场的坚持，导致了整个文化价值体系的大溃败。前不久，在一次对话中，我们就对此种文化思想状况提出了一个概括，即知识分子“反价值”、“泛价值”和“无价值”的表现[1]。 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这种恶化，在不少人看来是一种“新的追求”，是一种“进步”。前些天，我与几个已经毕业的博士生谈话时提到我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其中一个已是教授的学生跟我坦言，“我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民族主义”。可见，过去我们都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这是指以前那种脱离实际、超越社会阶段的理想)，然而现在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中逐渐式微了。此时，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自身的文化追求失去了根基，而民族主义正好填补了这一理论根基的空白。在“民族”与“国家”的名义下，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团结，民族主义取得了一定的、客观上的合法性，因此，知识分子在乌托邦失效之后开始信仰民族主义。 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恶化，有以下三种表现。其一，回到传统、回避现实。回到传统、回到古代，如果认真做有价值的学问还好，但有些人却不是如此，而是趋向于“文化帮闲”。“文化帮闲”就是利用文化做一些没有用，对权力腐败也没有任何威胁性的事情，成为一种文化装饰。比如有位颇有成就的古典文学学者，近些年来针对中国人过“洋节”而一直在提倡节日的“中国化”：如主张要将母亲节定在孟子诞生的那一天，这位学者考证应在农历四月二日。且不说学界已经否定了孟子的这个“生日”，即使说孟子虽是先秦诸子中比较重民的一个，但其母亲本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什么贡献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便是典型的“文化帮闲”。另外，民族主义者们常常不得不面临一个自身难以解决的思维结构性矛盾：既然是民族主义，排斥西方，那就不要以西方为样板，可是中国没有母亲节而西方有，于是你就以西方为依据要搞一个“自己的”母亲节，这本身就在思维逻辑上违背了自身的价值准则。导致知识分子趋向“文化帮闲”、成为一种“文化装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下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人格，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