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0年以后，我主要致力于民间文学－民俗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于我的基本理论研究，有来自民俗学学术圈以内的批评意见，也有来自圈外的批评意见。来自圈内的批评以刘宗迪为代表，他的批评方式本身十分合乎“学术规范”。刘宗迪根据他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史的考察，认为，民间文学－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经验学科，本学科的问学路径早已由学科的先贤所确立，于是，根本不需要再给予形而上学的先验奠基。刘宗迪的否定性批评紧扣住我做基本理论研究的本意(我的本意正是要为学科的经验研究做先验的形而上学奠基，而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经验性理论总结)，而且他的否定方式又建立在考察学科历史的客观知识而不是主观意见的基础上，因而值得认真回应①。 除了来自民俗学学术圈以内的批评，也有来自民俗学学术圈以外的朋友的批评：为学科做形而上学的先验奠基是18～19世纪的学术范式，现在是21世纪，仍然要为学科做先验证明的形而上学奠基，实在是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我当然理解我的朋友所持的后现代批评立场，如果后现代学术范式更强调在具体的交往情境中随机的理智对话，那么，康德式的先于经验而给予的形而上学的理念前提就被悬置了。与刘宗迪的批评建立在关于学科历史的客观知识的基础上一样，这位朋友的批评是建立关于学术现状的客观知识的基础上，因而同样值得认真回答。 但是这样一来，我所面对的批评就不仅来自古典的经验论，同时也出自后现代的经验论，但是对这两种经验论的学术路径，我至今都没有完全认同(相对于我思考和希望解决的问题而言)。固然，我们学科的历史是一部以经验研究为主导的学术历史；固然，我们学科的现况依旧是以经验研究为主流的学术现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学科就只能有一种经验的取向，前辈的作为、同辈的做法都不是限制每一个独立学者如何选择自己的研究范式的理由。重要的是，既然选择了你认定是恰当的学术范式，你就必须认真对待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以检验自己所选择的学术范式的有效性，并对其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 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是否需要一次形而上学的先验奠基？古典的经验论者并非持绝对的拒斥态度，甚至并不忽视对学科基本概念的检讨；倒是后现代的经验论者对学科理念的先验设定持现象学的搁置立场。但是，无论古典的经验论也好，后现代的经验论也好，都不能独断地决定我们学科的范式取向，学科的范式取向是由学科所处理的问题所决定的。如果我们的前辈所处理的问题仅仅需要经验的维度，那么我们的学科走上一条经验之路就可以满足其需要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学科在今天所要处理的问题需要一个先验的维度，那么，除非我们开启这样一个先于经验的思考空间，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处理我们的学科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担当起我们的学科指向未来的问题意识。 关于我们的学科在当下所面临并急需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下面我将给出我的解释，但是现在，暂且将此问题放下。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并非想为学科奠基，而只是想给自己奠基。所谓奠基，通俗地说，就是“给出理由”，我要给我自己一个理由，给我的学术研究一个工作理由，一个正当性的工作理由，一旦给出这个理由，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才具有合理性进而合法性，从事这项工作，我才心安理得。这就是奠基的初衷。于是，诸位可以相见，我之所以需要一个奠基的理由，是因为在我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出现了一次精神危机，我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工作值不值得？我必须给自己一个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我自己，肯定我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是有价值的，即使“朝闻道，夕死可矣”！ 有两本书对我的震动很大，一本是董晓萍先生翻译的洪长泰《到民间去》，一本是高丙中的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前者让我知道了我们的前辈曾经想过哪些问题，后者让我了解了我的同行正在想哪些问题，这两本书的作者对“民”或“民间”的思考让我注意到我以前不曾想过的问题，受这两本书的影响，于是有了拙作《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开始了我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原罪”问题的思考。②而讨论学科的“原罪”问题，其实只是间接证明了，我所从事的学科反思工作原本起源于我自己的学科危机意识，即通过对“原罪”问题的思考，最终弄清楚：民间文学－民俗学是不是一门值得我为之献身的事业？ 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原罪”说，就字面意思说，是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民间文学－民俗学有无学科的“原罪”？第二，如果有，“原罪”是如何产生的？第三，学科的“原罪”是否可以克服？只有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我才能决定我是否应该继续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但是，圆满地回答以上三个问题，并非易事，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和被质疑的过程。有朋友曾质疑我的学科“原罪”说，认为，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本身作为一门客观“求真”即价值中立、道德无涉的学问，本身并无过错，有过错是因为学科的成果被政治绑架了，即如利奥塔所云“为极权主义恐怖行径提供了合法性”。③我承认，这位朋友的说法有道理，而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我当然也就可以安慰自己，让自己安然度过这场精神危机了，因为过错并不能归因于学问本身和学者本人。但问题似乎并不这样简单，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接着又问自己，我们这门学问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能够被人绑架呢？如果人文学术、社会科学，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具备价值中立、道德无涉的纯粹性质，那么我们被别人绑架也就无话可说；但是，是否存在这样纯粹的价值中立、道德无涉的人文学术或社会科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