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相关文献 2010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硝烟还没有散去，肇始于希腊，蔓延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瞬间引爆为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危机，并进一步演化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欧债风暴”。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危机难解、疲于应付国内困境的大环境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加大、出口不振、内需疲软、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剧、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增长依然依赖于政府投资拉动等诸多问题。 税收作为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如何有效发挥其作用，为本国经济企稳复苏提供良好的助力，许多学者都在进行积极探索。黄立新、张旋(2010)撰文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后，许多欧洲国家为了尽快走出危机，重振财政，纷纷改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的减税政策取向，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增税政策，相应提高货物和劳务税的比重，加强税收征管，节约征管成本，以应对高赤字危机，走出经济困境。[1]高培勇(2006)指出，我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所引致的若干重大问题，是我们在税制改革建设中所必须面对的。[2]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健康发展，贾康(2011)认为，2011年我国进入“十二五”发展时期，财税改革应在继续优化结构性减税的同时，适时适度实施合理的结构性增税，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3]在优化税制结构方面，魏陆(2011)认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我国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在坚持渐进性改革原则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增值税范围，优先考虑生产性服务业；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具体情况，分别适用17%和13%税率等。[4] 针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现象，施正文(2011)指出，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应锁定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完善费用扣除制度，改革和优化税率结构；建立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健全个人收入信息监控制度；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5] 在外部经济失衡、国内经济面临巨大转轨和升级的关键时期，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税种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目前，我们应全面认真梳理当前国内外经济现状，认清形势，前瞻、系统、全面地提出转轨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理念和框架，逐步构建助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税制结构。 二、外部经济失衡下我国现行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外部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作为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隐藏的困难逐渐显现出来，我国经济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增长乏力，困难凸显 2012年我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534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GDP连续三个季度下滑，第三季度GDP增长7.4%，创下14个季度以来的新低，并且是连续7个季度回落。预见未来，经济增速仍将难以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状况，经济的低速增长将会是一种常态。欧美危机爆发以来，企业景气指数虽然维持在景气临界值之上，但2012年三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122.8，比二季度下降4.1点，其中，反映企业当前景气状态的即期企业景气指数为119.7，比二季度下降3.5点；反映企业未来景气预判的预期企业景气指数为124.8，比二季度下降4.6点。2012年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6.5，比二季度下降4.7点，信心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同时，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在低位徘徊，2012年9月，PMI仍低于50%的临界点为49.8%，经济形势的现状与未来都不容乐观。①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警戒线，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已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驱动型增长依然占主导，消费拉动乏力，发展源动力不足 2012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最大亮点”是资本投资的贡献率为50.5%，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②为了改变经济持续低迷的现状，许多地方政府已纷纷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7月以来，已有13个省市发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稳增长措施，涉及金额超过10万亿元，远超2008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广东、天津、山西、重庆、福建、贵州的投资计划均超万亿元[6]。2012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规划的投资超过十万亿元。就全国而言，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5%，增速比1～8月提高0.3个百分点；而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速度达25.7%，我国经济“投资驱动型增长”特征在金融危机之时，愈发突出。目前，我国内需仅占到整个经济的30%～33%。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英国占63%，印度占56%。[7]我国内需比重亟待提升。如果经济增速仅仅依赖政府的投资之手，则难以避免投资效益低下，投资总额中的相当部分将转化为成本，投资的危险性将不断地叠加。一旦失控，不仅会造成公共设施的闲置和资源的大量浪费，一些项目出现呆账坏账现象，而且还会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进而发展为信任危机，最终动摇发展的基础和执政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