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李克强副总理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过去十年尽管经历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很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却愈来愈突出。不继续推进改革,这些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将难以解决。如果说中国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在一些领域出现了停滞迹象的话,那么重新启动下一步的改革将是现在的首要任务。但是,怎样规划、启动和实施下一步的改革似乎缺少充分的共识。 如何思考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明确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改革的愿景到底是什么?二是改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三是到底由谁来改革?只有厘清中国改革的三个基本问题,下一步的改革才能真正得到推进。 改革的愿景到底是什么? 任何重要的变革都需要有效的愿景和目标来驱动。哈佛大学教授、全球变革大师约翰·科特在论述组织变革时,愿景也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是,中国改革的愿景到底是什么?现在看来需要重新审视。 从具体目标来说,过去邓小平提出过“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1990年解决温饱、2000年实现小康和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十八大则提出了用十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从抽象目标来说,改革的愿景还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提法。 这些关于改革目标的提法非常重要,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这些目标总体上以经济发展目标为主,对政治发展目标重视不够,或者缺少实际和具体的政治发展目标。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不只是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政治发展。其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愿景比较笼统,不够明确、具体和清晰。比如,如果以总量来衡量,中国1800年时GDP总量就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没有出现“伟大复兴”,相反,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技术能力和制度规则都已显著落后。 因此,中国改革的愿景最好要有新的表述。这种新愿景既要包含经济发展的目标,又要包含政治发展的目标;既要包含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含义,又要包含制度与规则层面的含义;既要包含高远的民族理想,又要包含具体的和切实的参照标准。笔者建议,中国改革的远期目标或长远愿景应该是“成为世界一流国家”。 “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愿景主要应该包括物质、技术与制度三个层次的含义。从物质层次看,“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意味着中国需要在人均GDP方面达到人均4万美元左右的标准(静态标准);从技术层次看,“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意味着中国需要拥有一流的科学成果和技术能力,拥有一流的大学、科学家群体与技术型企业;从制度层次看,“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意味着中国需要拥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有效率的市场制度、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与规则公平的法治体系。大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都已经证实,只有一流的制度才能产生一流的物质和技术成果。因此,制度层次的目标在“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愿景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过去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之初,多数人对改革还缺乏共识,当时的中国不具备整体改革的条件。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有助于确立改革的合法性,通过渐进的方式把旧体制置换出来。从技术上说,通过“试错方法”、“先增量后存量”、“试点战略”,“摸着石头过河”总体上有助于降低改革的系统风险。但是,今天的中国也已经完全不同于30年前的中国。一方面,不进行整体改革,局部改革已经难以有效推进;不系统地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可能将陷于停滞;另一方面,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全球经验、世界眼光和前沿知识,不仅整体改革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而且只有整体改革才能维系现有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如果继续以渐进改革的名义拖延实质性的改革,只能错失整体改革的有利时机。 从制度层次看,“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长期愿景需要下一步的改革处理好三个实质性的问题。首先是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意味着要重新构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要落实宪政的原则与公民参与的原则。中国目前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公共权力不受制约,公民权利保障不足,以及普通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只有落实宪政的原则,政治权力才能被关进笼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所指出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只有落实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则,政府的人员组成和公共政策才能真正反映民意。今天中国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已大幅提高,扩大公民直接选举的范围已经具备条件,制定出逐步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时间表也已经具备条件。60多年前《新华日报》的社论即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1945年9月27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所有的世界一流国家都把宪政和民主作为基本的政治规则,无一例外。 其次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意味着要落实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原则,产权保护、契约自由以及契约的有效实施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原则。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是:让市场的归给市场,让政府的归给政府。如果时时准备用政府替代市场,注定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国家”。 再次是效率与公平的并进。“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意味着既要讲求效率又要讲求公平。对于今天的中国,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不是对立关系。比如,权贵市场经济,既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又不符合公平的原则。在所有的一流国家中,效率都居于核心地位。而只有完善市场规则和遵循法治原则,才能构筑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和塑造正确的激励结构。另一方面,与世界一流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贫富悬殊更大的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远超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平均水平。如何通过赋予所有公民同等的公民身份和资格、通过构筑完善的福利体系、通过改善基本的公共服务,让城市移民群体和低收入阶层获得“公平”待遇,这也是目前改革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