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要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常改常新。“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变革与其说是一种特例，不如说是一种惯例。”[1]作为回应社会公共需求的经常性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国竞争和发展能力的基础性条件和核心决定因素之一，广受中西方各国的高度重视，成为在中西方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常态活动之一，必然具有诸多的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一是二者改革的直接目标不无相同之处。在一个日渐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化、社会化取向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强化政府能力，是中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二是二者改革中具有一些共同主题或领域。譬如，关注政府职能的调整和优化，重视社会力量的有效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2]，进行分权和权力下放，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关系，减少管理层级，探索和实施决策、执行、监督机制的适度分立和相互制约，改革公共人事制度等。三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管理方法和治理技术在各国得到重视，逐渐发展成为各国所共享的改革资源，比如市场化和电子化的政府工具选择，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然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彼此之间又存在着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鲜明的中国特色，清晰地把握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差异性以及中国行政改革的特色，有利于促进与深化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 一、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特定现代化发展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已经实现现代化与工业化，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与后工业社会阶段。因此，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其国内社会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需要而进行，其政治行政体制相对处于“稳定态”，改革无疑更多地在管理层面展开，其技术主义的特征比较明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化诉求相对有限。 正处于急速转型中的中国，正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特别是整体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增强经济社会的现代性，且在21世纪中叶时才能达到西方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因素对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设计与策略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换言之，在中国这样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或转型社会，其政治生态极为复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方式以及效果均显著地具有“发展态”的特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性与行政性之间存在深度的勾连关系，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式选择与目标达成之间，常常有深刻的政治稳定等因素的考量。因此，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协调关系下展开，势必在改革的内容、方式与路径上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其深度、广度和持续性，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和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等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国家。 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与渐进式行政改革路径 西方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包括新公共管理、公共选择、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治理等理论资源，这些理论主要涉及国家政府作用范围以及作用方式的探讨，成为西方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或“新公共服务”改革运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依据，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等主要思想为行动指南，在实践中不仅合理借鉴西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成分，而且从儒家文化圈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汲取改革知识，同时也深层地关照中国传统文化所遗留的积极成分和习俗影响。显然，这是与中国的国家制度、发展阶段与社会需要紧密相连的。 从改革的实践路径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持续、渐进的改革模式，即一条由外延型改革逐渐推进深入到内涵型改革的路子。所谓外延型改革，是指在基本不触动政府组织结构、权力关系和行政体制模式的前提下，注重机构的裁减合并、人员精简等量的控制的行政体制改革路径。内涵式改革，是在重视控制政府规模、人员数量的前提下，聚焦政府组织结构和潜力结构的调整以及政府职能的合理配置方面的行政体制改革路径。[3]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以机构改革为中心、旨在进行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改革，逐步转向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体制改革，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实现了从技术革新到体制性改革的发展，依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分开的原则循序展开，“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定位渐趋清晰，大部制改革随之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转型社会的异质性(各种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素杂糅、互相激荡)[4]、后发国家的赶超型发展、现代化战略实施的紧迫性与非均衡性(如先城后乡发展)、经济社会的内在需要和外在压力刺激下的发展型政府等因素，导致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体制机制的惯性、传统社会结构的黏性以及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冲突性，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预期目标的取得，也使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更为凸显。 三、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多重功能属性 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尽管西方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改革议题仍旧是优化政府职能，但是这是在知识经济发展较为充分的背景下对既有政府治理有效性的革新或提升，总体上是对基本定型的行政体制的一种治理技术调整，核心的议题是政府职能优化与治理工具的选择匹配问题。因此，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显著的市场化、社会化特征，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行政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