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共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成功，众多西方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于中国农民运动的相关议题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曾有学者对研究状况进行过介绍和评析，但就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的评介而言，则显得不够全面和完整。①为便于广大学者对西方学界关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有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进而将此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本文拟就30年来西方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概况，进行介绍并作简要述评。 一、关于农民运动的起源 西方学术界大致存在下列三种观点： 1.社会经济结构失衡说 美国学者斯考切波提出：“是某种社会结构因素，或某种历史环境，助长农民革命呢？又是那种社会历史因素，会抑制和阻止农民革命呢？”②她认为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榨和剥削，导致国家权力的崩溃，此一结构性因素，促成广泛且不能避免的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社会革命。她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美国学者丹尼尔·利特尔指出，大多数学者倾向认为中国民初时期农村经济是处于静止乃至恶化的情形，这也是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③杜赞奇则从社会秩序失范作了论证。他指出清末民初中国国家权力的扩大与深入，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破坏了农村既存的权力文化网络。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致使农民暴露在土豪、恶霸与贪污腐败的地方政权剥削之下，国家既未加深对地方的控制，反而愈益与社会隔难，这就是国家内卷化，农民运动由此而生。④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也持相同的观点。⑤ 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黄宗智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结果有许多种可能性，应注意客观结构与行动者主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⑥白凯认为，“小农生产的特性决定了除养家糊口以外的剩余十分有限，因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产量稍稍下降，也很容易引起针对收获物的激烈斗争。”⑦萧邦齐也认为农民经济困苦，并不是农民运动的唯一理由，因为没有精英的领导，农民即使再困苦，也不见得会起来革命。⑧而布鲁斯·拉西特和马若孟的研究也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土地占有恶化的情况并不像有些文献表述得那样严重，应该小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农民劳动所得比上交的要多。⑨法国汉学家毕仰高认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一定会产生相应的社会运动，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运动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⑩ 2.传统道义被侵犯说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自己对传统“道义”的认识和判断，当自己的“道义”被侵犯之后，通常会走上反抗之路。这种观点认为，农民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为了“维持生活道德观念”，通常这种反抗是通过“弱者武器”进行的。(11)斯科特的观点得到戴瑞福的赞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官逼民反，是合法的。他通过考察河北盐民运动的情况，发现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盐民生活日益困顿，心中的“道义”受到侵犯，不得不走上与国家对抗之途。(12)法国学者谢诺认为，中国农民叛乱和流行的集体行动是对地主剥削、土匪横行社会的严重不满，是合理的集体自卫策略的一部分。(13) 也有质疑道义理论的观点。陈永发认为道义理论太过于强调草根农民，忽视了其他一些影响农民起来革命的因素，如外来革命者的领导作用(14)。波拉切克通过对江西农民运动的情况分析后认为，道义理论需要更多的限制条件才能成立，革命只有在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必须保持大致一致的情势下才能爆发，“如果不是，你就无法想象利用道义观念的地方起义可以发展成为政治结盟的大规模武装革命暴动”(15)。 3.中共组织发动说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认为：“造成革命或反革命的成功状况，基本上是人们努力的成果，而非社会结构、经济或地理条件的自然赐予”。他以中共提出没收地主、军阀、劣绅、庙产等土地分给贫农为例，论证了中共成功动员农民参与革命。(16)布鲁斯·埃勒曼提出斯大林与苏联国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合反对派的斗争对中国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缺乏正确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最终结果只有失败(17)。陈永发认为是中共通过组织的力量，利用农民社会中的一切有利因素来动员农民积极参加革命，这一观点被称为“制造革命”(18)。美籍华人学者吴应銧通过对河南地区的农运史研究，认为中共在组织农民参与革命时，经济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一种是平分政策，一种是生产政策(19)。这种观点得到了西方学界部分学者的认同。 组织发动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罗伯特·马科斯强调长期历史社会结构的积累才是引起农民运动的关键，而非党团组织与干部领导。他批评霍夫海因茨把农民运动带入错误的方向，农民运动沦为“共产主义者的农民运动，而非农民的农民运动”(20)。戴瑞福认为中国农民在受到共产党动员之前就独立自主地转向革命(21)。在考察河北盐民的暴动后，他进一步认为主要是此地素有反抗国家的传统，阶级斗争不是农民运动的主要原因，外来组织力量也只是其次(22)。 韦慕庭通过研究大量的史料后指出，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政策，但实际上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的绝大部分是跨党的共产党人。(23)这一现象说明了当时农民运动情况的复杂性，这些从事农民运动的虽然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毕竟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从事活动的，且农运政策、纲领皆由国民党制定，把农民运动简单归结为中共组织发动，似乎不妥。 二、关于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 1.关于地方精英的概念 一部分学者将地方精英定义为外来的领导农民运动的知识分子。如史华慈认为，共产党是由一群政治目的明确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团体(24)。这一概念被西方很多学者所认同，他们认为早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本身就是农村地方精英家庭出身的成员。如萧邦齐研究的浙江革命者沈定一(25)、加比亚蒂研究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领袖彭湃(26)、韦思谛研究的江西地区早期共产党员龙超清等(27)。这些家庭出身较好的知识分子，一般是在大城市中求学，受革命形势的影响而入党，回乡之后开始组织农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