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112-09 1923年下半年(7月至10月间)，北方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办的政论性刊物《努力周报》，发起了一场有关“国民党”的讨论。与同年发生并在学术界、思想界产生甚大影响的“科玄之争”相比，无论是就规模大小、持续时间而言，还是从参与者的社会声望和思想高度来看，这次讨论皆难望其项背①。后人著述几未提到此事②，即是证明。但是这次讨论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却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国民党重新崛起的绝好视角。至少，讨论中反映出南、北政局变动的诸多信息，若能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或对深入了解国民党在当时北方舆论中的形象有所帮助，并可追索国民党势力在往后几年迅速抬升的某些远因。 尤其重要的是，1923年的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关键抉择，《努力周报》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这一转变难得的“见证”。杨天宏先生就《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进行研究后，对其反映出来的历史信息分析指出：“一般认为国民党的重新崛起是在1924年召开‘一大’、实现与苏俄共产党合作以后。其实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北方政治呈现乱象，国民党的生存发展已获得转机”，到“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和主张。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人心向背的变化”[1]。北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主办的政论性刊物《努力周报》上发起的有关“国民党”问题的讨论，亦可从某些侧面反映这一社会心态的变化③。 一 “革命造革命”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结束，直系重新获得对北京政权的控制，并迎回黎元洪就职总统。尤其在直系武人吴佩孚的支持下，“旧国会”得以恢复，北方政治呈现新局[2]195。由于全国政局出现新的统一趋势以及“久乱思治”的普遍诉求，知识界中的立场温和者对北京政治的新发展有较高期待。胡适、蔡元培等主流学者乘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敦促成立“好(人)政府”，以图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并实行“有计划的政治”[3]328－329。以学者的身份向政府公开谏言，即可代表部分知识分子期待政治好转的心理④。此外，吴佩孚之“儒将”形象，黎元洪重视“文治”的倾向，均颇有助于收拾“思治”者的人心[4]239。胡适回顾那段历史时就认为：“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一来呢，当日的阁员之中，有一部分颇负时望，虽是虚声，但虚声究竟还胜于恶名。二来呢，当日的阁员，多数都是不要钱的好人。三来呢，当时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的裁官政策，颇能实行，在北京的政治史上总算开一点新气象。”[5]395所谓“新气象”，很可能更多的是胡适等学人的“期待”，但亦正好说明他们对北京政治抱有某种程度的“迷思”(myth)。 然而，随着吴佩孚重踏武力统一的“旧辙”，形象“自毁”，吴景濂、杨永泰等“北方国民党”公然利用国会屡掀政潮，“好人政府”无“果”而终，张绍增内阁与津、保两派因“总统问题”而密谋“倒黎”，结果政局不“治”反“乱”，此局面严重影响大众对直系及北京政治的信心，直接导致“北方”形象的整体失落[6]536。胡适承认“一年以来，直系军阀早已把一年前所得的一点相对的同情都渐渐失去了”，人们本来认为“只有吴佩孚可以勉强支持门面”，但现在“国人对于吴佩孚早已非常失望了”，如果“以这班已失人心的人，当此无从收拾之时局”，则“只可惜人民的糜烂，反动政治的延长，从此更不知何日才得终了呵”[7]465。如今胡适的立场显然趋于实际，便很能说明时人态度的变化。 本来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造宪政机关颇为在意，主张在尽速“恢复民六国会”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高一涵列名其间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曾就改革国会选举制度提出两项办法：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削减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然而，1922年8月国会恢复后，先是遭遇所谓“民六、民八”问题，后又受到实力派主张先定“最高问题”的干扰，制宪进展缓慢。其次，因各方立场悬殊过大，本应改选的参议院议长一直未能选出，国会议事进程部分受阻。再次，由于未进行改选，国会中缺乏稳定的政党支持和民意基础，“使原本就存在的政府与议员的冲突发展到极点”[8]178。“国会”非但未能成为国人政治信仰的中心，且自身深陷“危机”。1923年新年伊始，高一涵便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国民应该起来制裁这制造革命的国会》，稍后更声称“国会这机关，在中国可真是一个不祥之物”[9]。从呼吁“改革”到起身“制裁”，并将“国会”视为“不祥之物”的心理暗示，无疑表明数月来的政局变动令高一涵相当失望。 1923年6月间，因直系武人曹锟觊觎“总统”及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力图内阁，双方联手逼迫时任总统黎元洪去职，酿成所谓“北京政变”。稍后，双方又强行推动旨在主导“总统选举”的决议在国会通过，此举导致北京国会分裂[10]143。国民党议员、政学系议员、部分益友社议员和安福系议员相继离京南下，北京政局重新陷入混沌。这一结果不仅使国人对南北统一的期待落空，且多数人希望的“政治上轨道”更是遥遥无期[11]。胡政之曾说：“十数年来，政治上每有一次大变局国人必抱若干之新希望，顾其结果，大率好戏只有一场，取快仅能一时，而大局之僵也如故，国事之无办法也如故。……值人欲横流之时，处利害错综之际，失意之徒，所在多有，阴谋构煽，常有所闻，因国人认最近政变为最善之机会，其期望也过殷，故于漫无端绪之政象，其失望也乃愈甚。”[12]122期待现状的改变与改变现状的无力交织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焦虑心理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