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1－0062－10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作为一种思潮之所以能够“运动”起来，关键在于有一大批具有真诚信仰的知识分子。尽管当时处于“革命低潮”，但他们仍然坚信：“世界是我们的，未来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的。我们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而未来世界，未来世界的文化已经在创造的途中”，“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我们要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①这个“世界的文化”，其实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人们的理解大概有三：(1)“唯物的辩证法——唯一的科学方法”②；(2)“社会进化的铁则”：“资产阶级的没落，无产阶级的兴起，成为历史的必然”③；(3)“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该时代内最正确最有权威的。现时代的这一个王座无疑地是要属于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④。然而，自信掌握了人类历史真理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目前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⑤。因此，“我们的文化”作为“世界的文化”在当时还仅仅处于想象之中，而要使它由理想变为现实，“我们的文化，需与反动文化作殊死的斗争”⑥，“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⑦。既然相信马列主义的“唯一正确”，那么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学说自然就都成为“反动文化”。不过，这样一种认知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调整也有所变化。 一、资社之分与中外之别 在“五四”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对于文化的看法是以地理学派的理论为基础”⑧，如以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来看世界文化。但到30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以经济和阶级的观点来看世界文化，“现在的世界已不是因地理和民族的关系而分成的许多国家的世界，而是因经济关系超过了民族和国家的境界的阶级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已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这个万里长城，而把人类分成和团结为两个大营垒了。这个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实决定了文化领域内的划分，文化也形成了两大营垒的斗争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也要受这国际文化斗争的影响，因中国自己的社会关系决定去接受那个营垒——即那个阶级的文明”⑨。 这样，原来的东西文化之分就变成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对垒，“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成为“贯串和构成目前国际诸般现象的骨干”。那么，中国应该接受哪个“营垒”的文明呢？“谁也知道左翼文化运动是国际性的。各国无产阶级政治的文化的斗争的经验，都是极宝贵的教训，值得相互学习和研究的。特别是苏联的文化，他是在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顺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十四年来，苏联的文化已有伟大的惊人的成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国土里，得到极丰富的开展。幼稚的中国左翼文化，更应该深刻的学习这国际的宝藏，以充实并教育自己”。⑩《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则明确要求：“扩大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11)有人还号召：“一切文化的战士们，应该指示出给全世界的工农大众青年学生，只有苏联的道路，是唯一的出路，是唯一的扩大文化发展文化的道路！”(12)打破国家的观念，从阶级的意识出发，把苏联看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充分体现了一种献身国际革命的热情。但是，苏联毕竟是一个国家，甚至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之上。显然，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正因如此，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左翼知识分子却把它看做帝国主义联合侵略苏联的先兆，“这次日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它最衷心的作用，就是在完成帝国主义包围苏联整个的阵线，作为反苏战争的发动者和先锋队。半年来，随着中日纠纷的扩大和继续一直到最近上海事件的爆发，在在都证明了国际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企图已经由准备和布置时期转向发动和进行的时期了”(13)。所以，目前的左翼文化运动要“大胆地暴露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的真相”(14)。板子实实在在地打在自己身上，担心的却是别人的安危，真切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性诉求远高于天然情感，而把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划为同一“营垒”则充分说明阶级仇恨大大压倒民族认同。从这样一种思维出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都成了“反动”的文化，“民族主义狭义爱国主义充斥了整个文化领域。从报章杂志一直到电影戏剧，都集中到‘国难’‘救国’的目标下，五花八门的大肆活跃起来”，“这一切，明显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黑卫队，在怎样地努力向反帝大众散播麻醉的毒菌”(15)。如此看法显然是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在文化运动上的表现。 不过，按照两个世界的划分，追随苏联，接受和建立马列主义的文化，自然就要反对另一个“营垒”——帝国主义文化。大而言之，“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16)；小而言之，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首当其冲的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17)。这一点似乎并无不妥，只是不同的人着意点并不一样，自由知识分子梁实秋就认为：“在各种的侵略当中，惟有文化侵略是可欢迎的，因为有了外国文化的激荡观摩然后才有进步，只有想关起门来做皇帝的人才怕文化侵略。”(18)显然他所注重的是“进步的”“外国文化”对中国“激荡”的一面。近代以来，“外国”的“进步性”和“侵略性”往往令许多知识分子进退失据或失之偏颇。但对于发现了另一种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文化”显然已经全部成了“反动”的东西。 当时，有人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文化上的反动现象是显著的增加了，在国内日益严重中，我们看到的青年与学生拥挤在电影院里，沉湎在好莱坞淫糜的生活中，在基督教室中”，“无数的男女民众在倾听着牧师‘福音’的宣传”，“这些正是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文明’”(19)。所以，“目前的文化任务，至少应有下列数项：(1)树立起反宗教的旗帜在广大的群众之中，发动一个反宗教运动，并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去宣扬‘宗教是鸦片’。(2)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严厉地打击教会学校，并赤条条地揭穿它的黑幕。同时关于侵入的一切反动电影、戏剧，更需给以有力的进攻”(20)。有人还说：“一切的文化，是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的”，“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下，文化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了！所以必定要打倒帝国主义，才能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统治，欺骗以及麻醉作用”(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