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020—10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外敌入侵，导致国内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抗击敌寇、保卫国家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所在。但是，这个利益空间由国家、基层和民众三大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构成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此三大利益主体结构在抗日问题上具有逻辑上的共同利益，但各自的直接利益作为国内利益空间中的不同结构却依然存在很大差异。差异存在决定了在中华民族实现抗击敌寇、保卫国家整体利益的过程中，三大利益主体始终存在争取各自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在战时兵役推行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 关于本问题的研究成果已有数篇论文发表，冉绵惠《抗战时期国统区“抓壮丁”现象剖析》、①龚喜林《抗战时期基层保甲征兵的制约因素》②等持论相对更为平实。这些研究主要对战时国民政府征兵中的问题进行阐释，作出了较公正的评述，研究角度大体相似，但所用史料和阐释事件各有不同。本文的研究指向不在征兵问题本身，而是从征兵问题、抗战荣军收养问题切入，阐述抗战时期中国利益空间中国家、基层与民众三大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期说明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的直接利益任何时候都会在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构成中起决定作用，超越直接利益的行为取向只能通过政治和观念整合形成，而这种整合涉及社会文化更新，对其难度必须有充分认识。本文运用的资料主要是四川县级档案馆藏战时档案，这类档案既有国民政府各级机关的文件，也有当地案件的处理记载，颇为丰富，也十分具体，对展示社会真相更为有用。因此，本文研究的具体事件和使用的资料均具有独特性。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遭遇了近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理论上，抗日救国与全体国民的利益完全一致。抗战兵役作为抗战救国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国家和全体国民根本利益的体现。但是，国家利益与国民个体利益毕竟是当时特定利益空间中的不同结构，并非任何时候都展现出一致性。从总体上看，国家利益属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民众的个体利益则有长远与眼前之别。民众天然地会看到与自身直接有关的利益，维护长远和整体利益只能是理性权衡的结果。抗战带来的沉重负担给每个家庭的生活造成的困难十分具体，加之，农村是兵源和军需的主要供应地，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农民承受困苦的同时还要维护的国家利益，在他们意识中显得遥远而抽象。因而，长期生活在分散状态下的农民与国家抗战大业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 在农民意识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对立在抗战兵役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直观。过去，在学人乃至一般人看来，抗战时期，由壮丁问题引起的层出不穷的纠纷大体都是国民政府官员，更是其基层政权掌控者为非作歹的结果，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这一认识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壮丁问题视为政治问题的结果，而事实上壮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问题。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看，壮丁纠纷关系要复杂得多。其中官员舞弊自然是原因之一，但广大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作为一大利益结构的内在因素，更对上述复杂关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论者已开始注意到这种内在因素的作用，但具体的分析和认知尚有待进一步讨论。如，把农民逃避兵役主要归于农民“利己”和“知识浅薄，昧于事理”等仍嫌简单，尚须作进一步挖掘。譬如，“利己”并不只是无知农民的禀性，也不应是被指责的行为。在原始意义上，利益是维持生命的物质性存在，由于生命在本质上永远以个体形式存在，利益的天然存在样态只能是与个体结合在一起。因此，“利己”乃人的天性。从本质上看，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利己的，只是有大利、小利之别而已。西方功利主义学派主张“理性利己”，主张为实现利己去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长远利益)”，正如瞿秋白所言，“人类往往以利己主义出发而得利他的结果，一切利他互助主义都产生于利己斗争的过程里”。③理性利己很大程度上是哲学家们的认知，是一般人不易达到的境界，普通农民首先看到直观的眼前利益是社会生活的正常样态。而且，还必须看到农民的直观利益本身亦具有复杂的内容，不能以简单的物质利益概括之。安土重迁，欲望简单，不求发达，但求阖家平安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自然存在状态。维持这种自然状态很大程度上就是一般农民的利益所在。这里的利益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所获，而且表现为心理的平衡与安宁。任何打破这一自然状态，试图把农民置于为长远利益而行动的存在状态的作为都将与他们形成对立关系。梁漱溟在谈及乡村建设运动失败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运动“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的“道路”。由于是改造者按主观愿望造“动”，“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因而农民“不惟不动”，而且彼此“闹得很不合适”。④梁氏乡村建设对农民的眼前经济利益触动甚微，在主观上不存在丝毫的侵犯，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农民获得长远利益而改造农民的自然生存状态，由此便造成了“很不合适”。抗战时期，国家要农民把亲人送到他们观念中无比遥远且有性命危险的抗敌战场，并把大批外地伤兵安置到乡村，对农民“自然形成”的生存样态构成重大挑战。⑤农民以各种方式对抗国家行为是必然产生的社会问题。在大后方抗战时期档案中，众多记载民众以逃避兵役抵制国家行为的事件是此类社会问题普遍存在的表征之一。对当时农民逃丁的部分方式，龚喜林《抗战时期基层保甲征兵的制约因素》一文已有论及，且有新的立论史实依据和个性化的解读取向。本文则主要依据四川县级档案馆藏战时档案对农民抵制征兵史事加以梳理，并从本文立论的视角加以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