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资料，就文本来源而言，可以分为三类：加害者日方资料，受害者中方资料，以及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资料。 第三方资料包括美国、德国、英国、丹麦、苏联、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文献，其中美国文本最为丰富和完整，这是因为：其一，大屠杀发生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中，美国人士人数最多，受教育层次较高，对大屠杀的各个层面记录甚详；①其二，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美国驻中国、日本的外交官与美国政府之间，有较多的互动，留下较多相关的文献；其三，战后，在涉及南京大屠杀一案的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中，大屠杀期间目击日军暴行的西方人士中尤以美国人士提供了较多证词，且只有美国人士出庭作证。②因此，美国文本既是今天继续推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又是破除各种否定或变相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重要证据。梳理美国文本的作者构成、文本形式和形成过程，分析其传播范围、内涵和证据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③本文为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④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美国文本的作者及其动机 美国文本的作者构成，可分为三类：一是新闻媒体记者。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共有五人，其中四位是美国记者，他们是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特洛简·斯提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Frank Tillman Durdin，或译蒂尔曼·德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孟肯(Arthur Menken，或译门肯)。⑤南京沦陷时，他们都在南京。⑥另有《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哈立德·阿本德(Hallett Edward Abend，或译埃邦德)和《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John B.Powell)，大屠杀期间虽不在南京，但亦对此事件保持了关注。 二是以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为主体的美国官方人员：大使馆二等秘书爱利生(John Moore Allison，或译阿利森)、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工作人员麦克法恩(A.A McFadyen)。1938年1月6日，他们作为第一批西方外交官从上海返回南京(另有德国外交官和英国外交官于1月9日返回南京)。外交人员中，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Nelson T.Johnson)、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C.E.Gauss)大屠杀期间均不在南京，但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较多相关资料。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和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作为决策者，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原则上和立场上的宣示。另有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卡伯特·科维尔(Cabot Coville)和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哈利·雅纳尔(Harry E.Yarnell，或译为亚奈尔、亚内尔)等，对南京形势亦十分关注。 三是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29日宣告成立，次年2月改组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1937年12月13日成立)成员为主体的美国民间人士。其中，主要是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包括查尔斯·里格斯(Charles H.Riggs，中文名林查理)、舍尔·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或译贝茨)、刘易斯·史迈士(Lewis S.C.Smyth，或译斯迈思)、C.S.特里默(C.S.Trimmer)、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Wilson)、格蕾丝·鲍尔(Grace Bauer，中文名鲍恩典)、伊娃·海因兹(Iva Hynds)、詹姆斯·麦卡伦(James H.McCallum，中文名麦克伦)、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等人。这些人多为教会背景，来到中国系受各差会(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教会内部各派别，如长老会、基督会等)派遣。另有专职传教士和金陵神学院神职人员，如欧内斯特·福斯特(Ernest H.Forster)、约翰·马吉(John G.Magee)、普拉默·米尔士(W.Plummer Mills，有资料译为米尔斯)、乔治·菲奇(George A.Fitch，中文名费吴生)、休伯特·索恩(Huberbt L.Sone，中文名宋煦伯)等。⑦金陵大学植物学教授艾伯特·斯图尔特(Albert N.Steward，中文名史德蔚)大屠杀高潮期过后来到南京，亦有记述。 上述三种类型的美国人士，以南京大屠杀期间身处南京的人士为相关文本的主要作者。 美国人士留驻或进入南京的原因和动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1.职业要求。A.T.斯提尔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派驻南京的记者。南京沦陷前夕，他从济南出发，逆着奔逃的人流于12月2日来到南京。斯提尔南下时，南京已“注定要完蛋”，⑧但这没有阻碍他深入险地。其他记者亦表现出职业素质，如孟肯与杜丁在中山东路的战斗现场，目击了中国军人的抵抗和牺牲。⑨ 2.保护教会财产，传播教义。美国人士多笃信基督教。福斯特在南京沦陷前致信家人，表示：“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祈祷，做基督信徒理应承担的忠实见证。我们是无助的，但上帝不是。”⑩就在南京沦陷前的12月12日上午，教会紧急委员会还在鼓楼教堂做了布道。(11)实际上，即使在大屠杀高潮时期，传教士们也“每天或隔日”出去巡视教会财产。(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