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46—05 1936年，顾颉刚提出了“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的口号，认为：“但使国家因势利导，且有设计与分配工作之机关，则以其基础之学识与使用工具之能力均远胜道光间人，此第二回运动之收获必远胜于第一回可断言也。”①后来的学术界依顾颉刚的提法，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定义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时期。因此，今天的学界在回顾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史时，都不能不提及顾颉刚及以其为首的禹贡学会所作的工作。创刊于1934年的《禹贡》半月刊作为顾颉刚等人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针对该刊进行研究的成果，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其边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禹贡》半月刊及其边疆研究的认识。但从总体上讲，这些研究成果以记叙性、纪念性或评介性文章居多，予以具体和深入分析者少。本文拟就其趋重边疆研究的时间、关注焦点和研究途径及其在“第二次高潮”中的地位做较为深入的考察。 一、从沿革地理到边疆研究 《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1日创刊，至1937年7月16日第7卷第10期后停刊，共出版7卷82期，载文741篇。②其内容涵盖丰富，并非单纯研究边疆问题，而是涉及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等多个领域。同时，如果加入时间因素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半月刊的研究范围其实还有一个动态的延伸和拓展过程，体现出阶段化的特征。当然，这些阶段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只不过在某个阶段，某个主题更为突出而已。 对于边疆问题，顾颉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关注。③学界也普遍承认《禹贡》半月刊的创立与当时强敌入侵、民族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及顾颉刚等人学术报国的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本文认为，至少从刊物初期的实际内容来看，离经世致用的主旨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倒是与顾颉刚等一直热衷的“古史辨”一脉相传，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理路相去不远。④顾颉刚本人也说过：“这个刊物采用了‘禹贡’二字，因为《禹贡》篇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问的出发点。”⑤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半月刊文章多与古代地理考辨有关，涉及边疆的并不多。不过，顾颉刚在《发刊词》中，还是间接指出边疆研究的必要性及治学路径。“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列在书经，人所共读，但是没有幽州，东北只尽于碣石，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以为中国的东北境确是如此的了。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的毕生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⑥在他看来，通过搜集资料和实地查勘来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可以厘清中国的民族成分究竟怎样，中国的国土范围到底有多大，从而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部分地区掀起“自治运动”的风潮，日本乘机介入。1934年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是年8月，顾颉刚等人赴百灵庙考察，并与德王面谈多次。此番亲身经历，使顾颉刚倍感边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因此“便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⑦然而，从实际情况看，《禹贡》半月刊第2卷(1934年9月1日至1935年2月16日)的边疆史地文章并无明显增多。又过了一年，即1935年3月1日，《禹贡学会简章》对学会宗旨进行了修改，扩大至“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⑧，但所载相关内容的比例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不过，顾颉刚在1935年9月写给杨寔的回信中，已经表达了对作者群中边疆研究人才的自信。他说：“本刊作者研究边疆及邻国者不少，满洲、朝鲜则有冯家昇先生，日本则有王辑五、周一良先生，新疆则有黄文弼、王日蔚先生，西藏则有吴玉年、傅成镛先生，而蒙古方面亦有杨(寔)先生与侯仁之先生，如此努力作去，将来在我国学术界中必有空前之成绩，可豫言也。”⑨ 《禹贡》半月刊在研究内容上真正向边疆倾斜，是在禹贡学会正式成立之后。⑩1936年1月，《禹贡》半月刊印发《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该计划书“原为募捐用的。因为文中直斥日寇，而当时敌人在平津已横行无忌，此不便公开，故只印小册，在同志间散发”(11)。文中述及，研究边疆是本会工作之“致用方面，事关国家大计”，在回顾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后，详细提出禹贡学会研究边疆之计划以及会员之可任边疆工作者等具体工作内容，并据此向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部门、机构请款。当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7月，款项下达，学会遂设置各项人员以开展工作。(12) 二、边疆研究的内容和途径 《禹贡》半月刊共发表边疆研究文章百余篇，以对内蒙、东北、西北边疆的研究为重点，涉及边疆历史和地理沿革、交通、经济开发、建设等，所占比重仅次于沿革地理。(13)根据对《禹贡》半月刊载文情况的整体考察，其内容向边疆研究拓展，应以第5卷第8、9合期《西北研究专号》为起点(1936年7月1日出版)，并以第6卷(1936年9月1日至1937年2月16日)最为显著。若按时间先后排比，则半月刊关注的边疆地区，先东北，而西北，再西南。这说明刊物趋重的方向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在专题研究方面，禹贡“同人尝约为某一问题之研究，集合而成专号，冀收切磋之效”(14)，先后出版《西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并开始编辑印行“边疆丛书”。在半月刊上针对边疆问题撰写文章的作者中，冯家昇是着力甚多的一位。同时，他从1936年2月起，即半月刊的第5卷第1期起，开始接替谭其骧，与顾颉刚共同担任主编。他的研究方向偏于边疆民族史，并在北大讲授“边疆民族史”一课。顾颉刚曾称赞其：“将来《亚洲民族史》必有成于君手之一日。”(15)《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得以实质性地向边疆、民族方向倾斜，冯家昇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