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潮流使台湾文学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华丽转身。台湾文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开放的艺术姿态和鲜明的西化倾向。 王文兴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坚力量。20世纪50年代后期，还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的王文兴，开始了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创作。1960年，他与同学白先勇、陈若曦等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高张现代主义大旗，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自觉地进行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实践。1973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家变》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而上册出版于1981年、下册出版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背海的人》，则成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最后的绝响。 就创作而言，王文兴小说的数量并不多，除了《家变》《背海的人》外，他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玩具手枪》和《龙天楼》(后又将两书合集为《十五篇小说》出版)；此外，还有部分短篇小说未结集。就对王文兴小说研究而言，学界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家变》和《背海的人》，对其短篇小说的研究则成果甚少，明显地呈现出轻短篇重长篇、轻早期创作重中后期创作的特点。 王文兴的短篇小说大体上写于1958—1964年。这一时期正是台湾文坛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时，由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和创世纪诗社等在诗歌领域内掀起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很快扩展到小说、绘画等领域。王文兴此时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实验。这一时期，他写作的都是短篇小说。尽管才是初步的创作实验，但已显示出强烈而又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因此，研究王文兴短篇小说的现代性，对于深入研究王文兴中后期的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对于把握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958年4月，王文兴在《大学生活》第3卷第12期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守夜》，开始文学创作生涯。至1964年，他在《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等刊物共发表了22篇短篇小说，初步呈现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艺术风采。 王文兴在谈到现代主义艺术的精神时，认为“现代主义的精神在于质疑和原始两者”；“质疑和原始，恐怕多半来自于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尼采对过去价值观的否定，无疑带动了现代主义的质疑，他对超人观的鼓吹，也大大推助了现代主义的原始崇拜；而弗洛伊德心理的探索，摧毁了外在秩序的世界，对于欲情(libido)的体认，也与现代主义的原始崇拜息息相关”。①王文兴的短篇小说正突出地表现了“质疑”和“原始”等现代主义的精神。 《草原的盛夏》对严酷的军规、军纪进行了质疑。一队士兵在盛夏顶着烈日来到草原进行野外训练，太阳像“一只疯狂，白亮，须髭怒张的猛兽”，威胁着人们。在军官的训斥、打骂下，士兵们尽管一个个大汗淋漓、头晕眼花、疲惫不堪，但还得坚持训练。令行禁止，纪律严明，不畏艰险，苦练本领，原本这是对军人的基本要求，作为军人自当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但这篇小说对此予以了质疑。作品写到一个士兵的自尊心受到军官的伤害后，他的反抗的意志像“一只固执的野牛的头首”难以揿压，他的仇恨像“密集的乌云一般”拥聚得越来越浓，他在心里用着刻毒尖厉的语言诅咒着那个军官。作品更写到，当夜晚来临后，这片草原恢复了本来面目，“人类白天的所作所为，所流的汗，咒骂，仇恨，枪响，呻吟，乃至忍耐，负责，守纪等美德，都未曾留下丝毫的痕迹”。②作者从人性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角度，对所谓的忍耐、负责、守纪等美德进行了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质疑。 对于处于“情窦初开”时期的许多青年人来说，“性”是一件快乐而美好的事，不少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最快乐的事》写了一个年轻人在经历了一场激情的邂逅后，选择了自杀。他在获得了性体验后问自己：“他们都说，这是最快乐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几分钟后，他又问自己：“假如，确实如他们所说，这已经是最快乐的事，再没有其他快乐的事吗?”年轻人因幻灭而厌世，其实是对人们所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质疑。在别人看来的“最快乐的事”，在他的眼里却是令人厌恶和丑陋的，激情过后，他感到的是深重的幻灭。小说表现出对人生强烈的质疑。 事实上，感悟生命、思索人生是这一时期王文兴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守夜》在梦境和现实的交错中，呈现出人物对自我的焦虑和不满。范若甫对笔下人物李亚的苦心经营，正是他对自我形象建构的过程。而自我认同的受挫，正意味着他在社会压力面前的无奈。《残菊》表现的也是生活中的不圆满和不如意，也许生命的意义正在于这些永远有欠缺的人生的“残局”中。《欠缺》正像这篇小说题目所揭示的那样，从一个十一岁孩子的眼中去表现生活中的“欠缺”，那个早熟的孩子日思夜想的美貌少妇原来竟是个狠心的骗子，单纯的孩子过早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欠缺”。 在王文兴的短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采用了少年儿童的叙事视角，或者直接表现少年儿童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王文兴前述的现代主义的“原始”精神，追求的是“返璞归真”，“带来童稚如儿童一般的‘简化’新型式”。③他正是通过孩子的视角来表现原始人性，诸如情欲、性压抑、恐惧，等等。《母亲》通过一个叫猫耳的小学生的视角，描写他对离婚女人吴小姐的观察，表现了猫耳性意识的萌动。猫耳等在吴小姐必经的路旁，期待着这个“裸露着雪白的颈子和滚圆修长的白臂”的女人的出现。他明明还是个孩子，但一手叉腰的姿势，“显出模仿成年人的骄傲”。猫耳厌倦与神经质的母亲相处而喜欢和性感的吴小姐在一起，这正是孩子恋母情结的一个代偿。《寒流》中的黄国华是个不到十三岁的孩子，他独自一人沉迷于一个神秘的游戏中，每天放学绕路回家，目的是要路过玻璃店去偷看一张裸体女人画。作者充分表现了这个早熟的孩子性意识的觉醒，他对裸体女人画的迷恋，夜里在被窝里的性冲动，以及过后深深的懊悔和精神上的挣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写出了这个孩子心灵的自我救赎。在经历了一次次心理上的挣扎和失败后，黄国华决定坚决摆脱玻璃店裸体女人画的诱惑，选择独自一人在黑夜中去过铁路桥回家。这是一次冒险之旅，也是一个荡涤灵魂、重新开始的过程。他不知道火车开过的时间，不知道能否通过那桥，在通过铁路桥时，他果然遇到了火车，他和火车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尽管书包带子断了，手和膝盖都擦破了，脸上沾满泥沙，但他在受惊大哭之后很快就自豪起来：“我到底打败你了，这次我到底打败你了!”他感到骄傲：“我已经会了，我已经会对付它了，知道再对付它已不难了，我会再克服它，我一定会再完全地再克服它。”④显然，这里的火车具有象征意蕴。在战胜了心中的魔障后，黄国华获得了成长。《欠缺》则表现了一个十一岁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的复杂样貌。这个敏感而内向的孩子以他的方式，全身心地爱上了裁缝店女老板，在他看来，那个三十多岁的少妇不仅美丽，眼中露出的善良更重要。他明知这种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但他还是一头陷入绝望的爱情之中不可自拔。他自以为不必像成年人一样作无谓的担忧，只要自己对这少妇的思慕存在爱便存在，他因而十分快乐。这里突出地表现了这孩子的所谓爱情其实是天真无瑕、没有杂念的。然而，那位女人却辜负了他对她的美好想象，美丽也许依然，善良则不复存在，她骗了很多人的钱后逃之夭夭。这个单相思的孩子在经历了“失恋”后，对现实社会和成人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