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3)-01-0097-12 一、韩中两国的文学交流历史及近况 韩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然而自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两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异质性深化,两国关系和交流逐渐衰弱下去。尤其是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以后,两国关系愈加恶化,以致断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再无往来。所幸的是,19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东西方和解的潮流,韩中两国又重新开始了交流,1992年两国建交以后,在多方面进行了交流往来。 文学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20世纪前,很多经典中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韩国。这是因为韩国一向重视中国先进儒家文化的结果。而20世纪以后的文学却与韩国的面貌和体制有着极大的差异。 这对两国文学的交流产生了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介绍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直到1980年以后韩国文化学术界才重新开始关注中国的作家与作品,并把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翻译成韩文介绍到韩国。自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开始了各方面的交流往来,两国文学也因此达到同步性交流。 当今韩国的出版量步入世界排名前10位。据大韩出版文化协会2008年统计,韩国当年共出版40,3099种图书,计106,515,675部;2009年统计,共出版42191种,106,214,701部。2008、2009年均出版了4万多种、1亿多册图书。①同时期中国出版了20余万种60多亿册,相比之下,韩国的出版数量没有中国多,但从比例来上说也并不算少。 中国图书在韩国比较受欢迎的是人文经世方面的书籍,比如易中天《品三国》(译本改名为《三国志讲义1、2》)、于丹《论语心得》、冷成金《智典》、《辩经》(该书于2008年由“21世纪书籍”重刊为《CEO人学系列》5册本:《儒家人学》、《道家人学》、《纵横家人学》、《法家人学》、《兵家人学》)[1]、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该书添加了“孔子与鲁迅的对决”副题)等等,都可以说是从世界或者韩国的视角眺望中国的翻译书籍。另外,汉语语言教材也成为大量翻译的一个领域。汉语教材在韩国被区分为:汉语会话、汉语语法、HSK、BCT、C.Test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关等级考试或者资格证考试方面的书籍。事实上迄今为止,被翻译得最多的还是小说作品,尤其是2007年以来,主要是以余华、苏童、莫言、卫慧等人的作品为中心进行翻译。关于余华、苏童等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我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作一下探讨。 二、中国现当代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及接受情况 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于1999年6月列出500多本参考名单,然后邀请海内外的14位评委,包括中国大陆的余秋雨、王蒙、王晓明、谢冕、刘再复;中国台湾的王杏庆、施淑;北美地区的郑树森、王德威;中国香港的刘以鬯、黄继持、黄子平;马来西亚的潘雨桐;新加坡的黄孟文[2],评出20世纪中国小说100强。整个评审过程历时大半年,最后公布的结果如下:鲁迅《呐喊》(第1位)、沈从文《边城》(第2位)、老舍《骆驼祥子》(第3位)、张爱玲《传奇》(第4位)、钱钟书《围城》(第5位)……余华《活着》(第96位)、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第97位)、林斤澜《十年十意》(第98位)、无名氏《北极风情画》(第99位)、二月河《雍正皇帝》(第100位)。对于其中的这些作家,除了鲁迅以外,韩国读者一般都不大了解。这是因为鲁迅早在很久以前就作为世界性的大文豪被介绍到韩国,因此韩国读者都知道鲁迅。而韩国读者另外还比较熟悉的作家是金庸、余华等人。金庸的知名是因为1980年以来武侠小说的盛行,而余华是因为2000年以来他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并改编成电影。另外他们亲自来访韩国,也提升了他们的知名度。由此可见中韩两国读者在视角上存在着不少差距。
如上表格所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现当代作品的韩文版屈指可数,然而70年代以后其数字开始逐渐增长,到了1980年代,数字已是原先的几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翻译作品的体裁大都是以中国大陆的小说为主,特别是严肃文学。这是为什么?理由:一是当今韩国读者比较关心当代中国,小说体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中国现时的各种具体情况以及当代中国人的情绪和思想观念。其次是小说结构本身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中国当代小说又恰恰能满足韩国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好奇心理。 金惠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在韩国》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在韩国的翻译特点概括得比较全面[4:414-416]:第一,偏重于大作家鲁迅类的经典小说或已有大名气的琼瑶的通俗小说。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共33部(篇),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断地被反复翻译,总共出版了70多部(个人69部,合集14部)。又如,琼瑶小说的韩文版达到71部,她的50多篇小说均被翻译过来。这样看来,光两位作家就已经占据了整个韩文版中国现当代小说的30%以上。第二,1980年代以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被大量翻译,并拥有一定的读者群,而进入2000年以后,这些作品持续出版。尽管期间出现了不少的伪作、仿作,但进入21世纪这些作品正式获得版权后,翻译工作就由那些水平高而有经验的译者来完成。第三,最近出版社的商业性大规模策划值得注意。90年代以出版高阳的《慈禧全传》、《胡雪岩》作为大规模策划的开端,到2000年以后大规模策划正式步入正轨,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马书辉、张英慧、郑文金等人的“小说35计系列”,还有岳南、杨仕、商成勇等人的“考古文学系列”,这些作品历时几年陆续出版就证明了这一现象。而这一现象反映了什么?一方面证明韩国读者容易接受规模宏大、现实性强、趣味性浓的以故事情节为主的中国小说,另一方面又说明在韩国具有一定水平和经验的译者在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