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3)01-0019-11 北美(主要指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作为海外“汉学”的一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国内重视，90年代以后更是大量引进介绍，但其成败得失一直未得到有效清理和讨论。这些研究着意借用各种西方时兴的理论来搭建他们的理论框架。在让人深感耳目一新、富有启发性之外，对于这些观点方法背后的理论预设，以及这些理论运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得当与否，国内学界对之进行反思、质疑的文章一向很少，因而对这些来自海外的学术论断判断乏力，自身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更显得遥遥无期。因此，本文将在具体分析近二十年来北美研究界代表性著作中展现出的方法论趋向，总结其洞见与盲视、成就与错误的基础上，对几十年来学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批评方法、以“文化场域理论”研究文化生产，以及以新历史主义观点进行文本阐释的范式的优点和缺失之处进行检讨。目前，在经过几十年的引进消化之后，国内学界应该在吸取其长处的基础上，破除对海外汉学、尤其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迷信，建立研究的新方法——历史/政治阐释学的方法，以便树立自身的学术主体性。 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洞见与盲视 后现代主义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美国流行，而在90年代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来自台港的研究者大多认为现代性、革命等“宏大叙事”在其线性的目的论叙事中忽略了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压抑遮蔽了历史拥有的多种选择机会。因此他们强调对差异、“被压抑的声音”和“多种现代性”的探索。[1]这种趋势在本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对“五四范式”作为主流叙事的观念的批判和对存在于晚清小说中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推崇。 这个论点在王德威富有影响力的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中得到集中阐发。①现代性最早的萌芽被认为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蘖生发；但自从五四转型以来，它们或被抹杀或被压抑遮蔽。五四时期的作家们为了拯救和改变中国，热情但又盲目地追逐来自西方的任何“新”事物。然而，他们笔下作品的“现代话语”其实远远比不上晚清时期各种文本中显现的“现代”面貌，因为后者充满生机勃勃的实验精神。王德威的新论点为晚清文学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在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上，也有不少有启发的新看法。这个学术论断的核心在于作为概念(话语)也作为实质的“现代性”。但“现代”或现代性在作者那里仅仅意味着追新逐变，而无实质性内容及(与传统相对的)本质性差异。要辨别作者分析的有效性，有必要分清“现代”作为一个“话语”与“现代”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实体(现象)”，后者实质是指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要求比封建生产关系下拥有更弱束缚性的社会关系。对于文化现代性，我们也有必要将作为“坏”的意义上的关于“现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与它作为表达现代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最终是生产关系的有实质意义的“观念”(它内在于、发展自、也推动了新的生产方式)区分开来。在中国的五四时期，“现代”意味着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想(包括科学、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等)的传播和体制化。处于(前)工业阶段的中国，这种对“现代”的追求是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重组以确立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具有主体性选择的行为。因此它并非仅仅是盲目的话语上的追“新”逐“异”。由此，五四文学提倡新伦理道德，反对传统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三纲五常的旧伦理道德，描写新的社会关系的重组、新的市民阶层在萌动时候的挣扎和痛苦，但又充满对“现代”的信念和渴望。 由于对五四追求现代性颇有保留，作者在对晚清四种次文类小说的探讨中，对现代性是作为(其时)实质性体制(包括新的观念形态和道德伦理)建设还是(后来的)话语性建构的混淆大量存在。这种混淆也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根本方法论上，那就是把系谱学的探询当作起源学的追溯。比如，在对侠义公案小说崇拜的分析中，一方面，作者承认作家们“持续为传统合法性观念所惑”(也就是还未有现代非皇权的平等意识——本文作者按)，[2]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晚清的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玩弄法律与暴力、正义与恐怖之间的共谋关系”，“标志着对于皇权(或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的反思。”[3]而对于晚清狎邪小说，作者则声称它“预示出对诸如自我、爱欲和五四时期的性别等概念的全新理解”，导致了后来人对欲望的大肆铺写。[4]然而，当这些小说将妓院描写为一个“在性乱的氛围中，其时的思想、伦理、商业与政治的潮流相混合”的场所，它并不能让我们感到它提供或预示出更平等的性别关系的蓝图。这种对“既存的公私之间的壁垒”的打破在任何礼崩乐坏的时刻都出现过。因而，此处的“预示”(anticipate)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它并不包含着因果关系。②换言之，在这些小说种种变异、怪诞之中，实际上蕴含着这些小说的作者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转换之际的痛苦和焦虑，但新道德此时尚未出现或孕育其中，而旧道德的羁绊使得上述小说中蕴含的核心观念仍然深嵌其中无法拔离。因此在文本中，文学现代性并未展现——它不过展示出一种类似黑格尔的“苦闷意识”，后者导向但尚未到达一种新的“理性”。以上作者讨论的种种晚清小说的新异之处，可以以作者的关键性概念“内卷”(involution)来解释。“内卷”的意思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无法发生新变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而只能“内爆”、自我变异。这本身已暗示出它无法与传统因素决裂变成现代性因素，而只能在传统的沼泽中翻滚变形。③我们应该探讨为何它们只能“内卷”“内爆”而无法发展成新范式，而不是简单地把内卷当成前途无限的创新。 但作者探讨的四类晚清小说中，并非全然没有接近现代性特征的种类，这就是“科幻奇谭”。而它们之所以应该被视为“现代文学”的滥觞，正是因为它们通过把来自西方的现代社会政治理念戏剧化，将这些概念知识和本土的乌托邦传统掺杂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一幅幅新异的社会图景，由此挑动读者对于变化的世界的预想。比如，在《新石头记》里，贾宝玉从封建家庭逃跑到国外，在一个新的社会游历，而林黛玉则成为博士，这在当时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新景象。但也正由于只能借幻想表达对于西方观念尚未完全领会的惊奇，它们也还只是现代性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