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佩甫在谈论作家张宇的时候说：“他用笔建起了一座剖解人生的试验室，他的笔紧紧地猫着‘存在’之刀，拿出的是一张张人生的切片。”①这何尝不是李佩甫自己创作的夫子自道。李佩甫的小说有浓郁的乡土背景，所写的人物大多是现实中的平民，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丰厚的“资源”，他们从小生长在农村，接受的是农村的环境影响，他们的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在乡村的土地上，他们或在乡土世界中靠着“智慧”和“聪明”经营“自己的地盘”，或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里走向城市，在城市的“裂缝”中寻找他们的生存空间。李佩甫熟悉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法则，写出了他们人生成长的轨迹，相对于李佩甫早期小说中对农民式生存之“道”和“术”的关注，《生命册》有更饱满的情感，更厚实的内容，更成熟的关于生命的整体把握。《生命册》是关于人的生命之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出身、气性、生存环境、经历都会对个人的人生之路有根本性的影响。已近耳顺之年的李佩甫，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总体性把握之中，多了一些宿命和沧桑的意味。 “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城的灯》)这是一个叫老梅的人对刘汉香的话，这句话是理解李佩甫小说人物的一个角度，李佩甫小说中的人物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个性，他们走出了乡村，但乡村的成长土壤给他们梦魇般的羁绊和咒语般的影响。《生命册》的开篇说：“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是为了让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这也是小说中所有人物成长的逻辑，生命是有限度的，他们的幸与不幸都注定在他们的精神个性和成长的环境之中。 《生命册》中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是残缺的，或是精神的残缺，或是生理的残缺。骆驼身有残疾，虫嫂是身体上的侏儒，春才因身体苦闷而自宫，这都是身体的残缺。“我”(吴志鹏，小说的叙述人，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出生不久就失去了父母，蔡国寅(老姑父)的执意而行，蔡苇香的叛逆，骆驼膨胀的个人野心，梁五方的倔强傲气，梅村的过于理想化，春才的腼腆，杜秋月的“罪过”，范家福、夏小羽的爱情伤痕，都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制约了他们的一生。骆驼是个才子，有领袖气质，因为“作风问题”被免职，被逼下海，会同几条“杂鱼”来到北京，做枪手，写通俗小说，被书商坑骗，后和“我”一起讨回的10万元成为第一桶原始积累资本金。随后炒股，收购药厂，用不法手段借壳上市。赚到了一千万，想赚一个亿，后来的目标是赚十个亿。骆驼赚钱的野心越来越膨胀，做事越来越胆大妄为，发财后有严重的忧郁症，最终因为案发跳楼自杀。小说总结说，“骆驼犯的错误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犯的”。骆驼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病症，那种依仗金钱的魔力为所欲为的野心膨胀是骆驼自我毁灭的根本原因。梁五方是个很“傲糙”的人，年轻的时候很有本事，独自一个人挑战师辈唐大胡子，不用任何人帮忙一个人盖起一栋房子。这个过于“各色”的人，太惹眼了，太与众不同了，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乡民的殴打，他的房产被没收，家被拆散了，倔强的个性让他走上了33年上访的路，后来无师自通，成为一个算命先生。一个热爱劳动、聪明能干的手艺人沦落为一个乞丐，学会了耍赖和行骗，这是谁之罪?“性格即命运”是对梁五方最好的写照。夏小雨和范家福都有感情上的“创伤”，这是他们的软肋，因为这一层缺失，他们才会陷入骆驼布下的“局”，发展成为一对恋人，并接受骆驼的贿赂，最终毁掉了前程。身材矮小的“小虫儿窝蛋”虫嫂，内心却很强大，从不服输，为了自己三个孩子的生存，丢掉自己的尊严去偷，不顾廉耻地获得食物，通过拾破烂的方式供养了三个大学生大国、二国、三花，死时保留着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和三万元的存折，卑微的生命以卑贱的方式获得了精神的崇高。 《生命册》写出了生命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一种生命的流逝感和生命莫测的慨叹。叙述人“我”处在一个静观的角色位置，看着芸芸众生，在苦难中挣扎，期待能洞悉生命之谜。“那么小的一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一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生命册》)“我”在眼科病房里看到，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面对生命之谜，小说是设问式的，那种命运感、哲学式的追问不是明晰的，而是混沌的，涵盖世间万象的，这正是《生命册》超越李佩甫以往作品的地方。 二 “小说家应当从蕴藏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从蕴藏于文化的、宗教的传统之中提炼主题；换句话说，应当从正在行进的历史，而不是已经实现的历史之中，去提炼自己的思想意识。”②《生命册》是有时代感的，小说所写的事件是当代现实历史的折射。小说中的人物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性的历史语境中活动，他们的精神焦虑代表着某种时代病，那种紧张的“抓”、“抢”、“一定拿下”的骆驼的心态，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的人们的精神状态。骆驼的失败表现了小说对时代过于追求“速度”的批判。 《生命册》写出了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现实，那种拉关系、走后门的做法很盛行，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小说中写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这又是一个在行进中、一时又不明方向的时代。如果等各项法律、法规都完善、齐备了，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券，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批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这些段落中，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所呈现的现实悖论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李佩甫小说的悖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道德的冲击。黑格尔说恶是历史的推动力；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这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前进的脚步；韦伯将这个历史的悖论解释为价值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冲突。李佩甫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怀着深深的忧虑感，他清醒地看到：一面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一面是人心道德的失落。小说在内在的精神气脉上，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上升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现实诊断的整体性思考上。一部经典的作品唤起的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重新认识，李佩甫的《生命册》以故事的方式对当代社会历史重新作了回顾，在这种不规范的“初级阶段”的市场条件下，不正当手段的运用充斥了各个行业，李佩甫的小说对此提出了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