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雷雨》的讨论已有很多且很充分了，但相对来说，对于它在中国现代悲剧创作中示范意义的研究，则略显不足，本文因此重点就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雷雨》如何将西方传统的悲剧主题融汇、化入了中国语境之中，并以之诠释中国人时代性的精神痛苦；《雷雨》的这种诠释方式有何美学意义？ 从悲剧艺术这一面来考察《雷雨》的价值有着学理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话剧在20世纪初中国的兴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文本形式较能满足知识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诉求，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其在美学方面的蕴涵。胡适1918年发表的《文学进化概念与戏剧改良》对这一点已说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比较中国传统戏曲，话剧代表了戏剧进化的方向，而悲剧艺术则标示了此种进化方向的高峰：唯悲剧“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①到了1930年代，对一般精英知识阶层来说，“悲剧自然是最高形式的戏剧艺术”②这样的观念已成为不刊之论。《雷雨》创作的原始动机，实际也和曹禺对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学习、摹仿有直接关系： 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③ 但创作界的状况与这种理性认识的水平却有着明显的差距。虽然，自“五四”以来，中国精英戏剧界就一直努力在戏剧中彰显一种悲剧的精神(这种努力可往前追溯至春柳社时期)，但在《雷雨》问世之前，中国话剧界并还未诞生一部足够成熟的悲剧作品。这其中原因固然有很多，中国传统苦情戏审美模式的影响则是不可低估的一点。悲剧及其相关的文化概念源于西方，它既涉及一种关于悲剧美学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又涉及一套近乎自足的、与此形而上学解释密切相关的文本构造方式体系，中国传统戏曲虽不能说与西方这一话语系统完全扞格不入，但其中差异却是明显的。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明晰的体认，单单将结局之悲苦当做悲剧文本的第一要务(必须指出，胡适的《文学进化概念与戏剧改良》在这方面起到了相当负面的引导作用)，作家们就容易以为：去掉了大团圆结局(再加上一些应时的所谓现代文明观念)，苦情戏实际上就是悲剧。田汉、郭沫若等“五四”时期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都映射了此种观念。传统对于作家潜意识的影响毕竟是深刻的。 和前辈们相比，曹禺对于悲剧源自于西方文化的根性的理解就要深刻得多。除了某些局部的细节，《雷雨》无论是故事结构上、剧情的演进方式上，还是人物性格与情节主题的对应关系上，基本上都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戏曲文化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虽然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式的故事，剧中人物的情感也全然是属于中国人的情感。他主要是从西方文化的根源中，汲取其悲剧创造的灵感。研究者们所早已指出的《雷雨》与易卜生《群鬼》在结构上的暗合，④以及其对奥尼尔戏剧多方面的借鉴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除了这些，本文所欲强调的是，在曹禺所借鉴、吸收的各种西方悲剧文化传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他对于西方传统悲剧主题——就《雷雨》而言，就是对乱伦主题的借鉴和化用。正是由于对乱伦主题大胆的横向移植，曹禺为我们彰显了一种源自于西方的、但对中国式生存经验同样具有高度阐释能力的戏剧表现模式。同时，他基于“五四”之革命精神化用了乱伦主题，这使得《雷雨》中关于乱伦主题的阐释与中国人切实的生存经验紧密地纠缠在了一起。这促成了中国现代悲剧主题革命化诠释风格的形成。 乱伦一直是西方悲剧的重要主题。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德斯《希波吕托斯》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拉辛《费德尔》到近代以来霍普特曼《日出之前》、奥尼尔《悲悼》等等，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可谓不绝于缕。西方的悲剧家们常常通过这一主题的展现，将笔下人物置入到一种近乎无解的绝望情境：任何一个个体，无论他有意或无意地陷入到乱伦的情境中，他作为个体的生存价值便已遭到不可逆转的否定，而在此否定中，命运、性格抑或是社会环境对于个体不可摆脱之决定作用便得以凸显。中国的文学传统在开端之处，尽管对乱伦问题也有触及(如《诗经》《左传》)，但就文学主题而言，这一主题是长期隐没不显的，偶有触及，在伦理上基本是彻底否定的，不会予以丝毫的同情；在文学表现上，则多用改写或隐语的方式加以遮掩。⑤而这一主题却在《雷雨》中第一次得到了正面彰显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和展现人物个性的决定性力量。 在《雷雨》的矛盾关系中，蘩漪与周萍这一对后母与继子之间的逆伦关系，在情节发展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决定了故事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因为这两个人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无法克服的先天的母子伦理关系，当事情败露之际，周萍未必会自杀，蘩漪也就不一定发疯了。而剧中最动人的人物个性，即蘩漪的性格，也是在此种乱伦关系中得以尽情显现。面对乱伦的压力，这个女人选择的是不放手。她并非不知道此种关系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但对她来说，这份感情曾经让她成为“真活着的女人”，但也让她“忘了我自己”，⑥让她宁愿以美狄亚的方式毁灭一切而绝不放手。曹禺评论蘩漪时说：“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这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⑦这种直面乱伦关系而“不后悔”⑧的决然，让蘩漪将自己“极端”面展现到了极致，同时也迎来了她必然的毁灭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