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世界里，“遗文”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生前所作”和“未曾公开发表”是构成“遗文”的两个必要条件。通常而言，“遗文”失去了创作者的主体性束缚，作者的主观趋向在最大限度上遭到剔除。“遗文”仅仅拥有“作者”这个符号遗留于世的影响力，再无可能得到“作者”本人的判定与仲裁。遗文进入文学场域、思想集市和艺术世界，而由“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的文学体系却坍塌了一角，刊行者(编辑、批评家、商人或政治家等)作为某种隐伏的力量替代原作者行使文本阐释权，一方面最大化地利用作者的影响力，一方面又竭力实现自身的特定意图。于是，选择性地利用文本就变得难以避免。这导致“遗文”的文本内涵、作者意图和刊行者意图扭结在一起，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内在意义冲突。而相对来说，作为文学批评的“遗文”又比作为文学作品的“遗文”更加具有直白鲜明的立场和姿态，往往会在更深的层面上介入思想和政治交锋。由此，刊行者对文学批评文本的择取、删削和重组也就更具症候性，更能凸显时代特征。 1978年2月至4月，《诗刊》以极大的篇幅，连续三期刊载了郭小川的遗作《学习笔记》，计约13000字。对于一个以诗歌为主要刊载对象的刊物来说，这个手笔是很惊人的。这一《学习笔记》本系郭小川在团泊洼干校负责政治学习活动时写下的职务性记录文字①，作者原无发表之心。而郭本人于1976年10月18日意外身亡，这份笔记其实更像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断面，而非瓜熟蒂落的果实。《诗刊》“编者按”称：“刊出前经过一些删节。”②并由编者加上了小标题。到了2000年，《郭小川全集》获得出版，“据作者手稿”③又收入了这份笔记，名为《九月份学习初步计划(1975年8月底——9月)》，计约20000字。在全集中可以看出编者试图尽力保持其“笔记体”的原貌——无序号和标题，增加了“目的和要点”、“参考书目”、“学习方法”等内容。这样，公开刊行的“笔记”就存在着两个文本——“《诗刊》本”和“《全集》本”。“《诗刊》本”通过国家权威期刊进入公域，在相当程度上糅合了政治权威的意志，“《全集》本”则存于私箧，保留了更多的私人情愫。而两者之间约7000字的数量差距、22年的时间间隔、以及形制和内容方面的诸多不同，则给研究者提供了异常丰富的信息。 一 《学习笔记》的形制、策略和内容 笔记所涉问题颇多，但其中所列出的创作、批评和理论问题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太多的学术探讨余地，学界对诸如“歌颂与暴露”、“典型化”之类问题已有公论，而更值得关心的却是“笔记”所运用的论辩策略和对文学体制的思考。 经过《诗刊》编辑和整理的《学习笔记》共分为13个部分，小标题采用“学习毛泽东的××批示、论述、著作”的方式加以组织，涵盖了著名的“两个批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双百方针”、《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等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论著。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文艺黑线专政”、“如何继承中外文化遗产”、“写真人真事论”、“典型化”、“歌颂与暴露”、“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等。而在形制方面，与之对应的笔记，几乎都是以“主席指出”、“主席批评”、“主席分析”起笔，在形制上遵循一种明显的“中心——边缘”、“统帅——臣服”、“经典——阐释”式的结构。但在内容上则“六经注我”，对上述论著内容进行了种种延展、发挥甚至是倒置。 例如，《学习笔记》第一部分为“学习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两个批示”，根据《全集》所录，所整理的毛泽东的原话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部分(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此段插入第一个批示的末尾)④ 而在“《诗刊》本”“学习笔记”中，郭小川的阐释则强调“(1)‘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其它艺术样式，也不能说毫无成绩；(2)在那些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中，‘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3)‘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⑤。他认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成绩“后来被有些人一笔抹杀了”⑥，这些人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其论断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对于1966年之前的文艺创作，“批示”中的肯定之词名为褒实为贬，而“笔记”则名为贬实为扬。郭小川称“把‘十五年’或‘十七年’说成漆黑一团。这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存在及其深刻的影响”⑦。这样，就把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颠倒了过来，甚至把“文艺黑线专政”的赞同者毛泽东自己，也拉入了“反文艺黑线”的阵营。这种叙述和辩论策略在1976年以后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其中影响最大者即是邓小平于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