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果园城记》是芦焚1946年出版的系列短篇小说集。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小说合集，而是一部在整体上有自己想象性建构的小说集。从叙述的视角、立场来看，虽然同样是回到故乡的“一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一个匆匆的过客，但在身份体认上，小说中的“我”和中国现代文学类似作品中多年以后回到故乡的现代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果园城记》中的“我”进入故乡更为主动。“我”回到故乡，同时研究故乡，并且以一种近似于探秘解谜的心理深入到故乡的日常和细节中去。从孟林太太家，到葛天民家，再到贺文龙家，“当我没有讲果园城的阿嚏之前，首先我应该说明我穿过一片树林，然后，从生着知风草和小树叶的土坡上降下去，我在荒寂的河湾了”。 中国现代作家在处理类似的还乡母题时往往被一种现实的焦虑所左右着，还乡者也自然或多或少带上这样的焦虑，像《果园城记》中“我”这样匆匆而过，但在有限的时间里却在故乡从容的漫游着、叙说着的还乡者很不多见，而且《果园城记》中的“我”进入到故乡，作家又让“我”藏匿起“现代”的身份，在这一组小说中，作家几乎没有对于“我”回到故乡之前离开故乡的经历作多少交代和说明，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性格，作为，一句话，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要到何处去。”①这样看，《果园城记》中“我”的视角和立场倒接近古典时代的行走民间、采集史料的史官了。 的确，研究《果园城记》，我们能发现它和史传传统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小说写作之间的关系。18篇小说，近半数用人物作题，更有一篇直接作《刘爷列传》。细细揣摩，作家在结构这一组小说时，显然已经自觉到在为乡土中国人物写传，作如是观，不只是从小说题目透露的信息，其实作家自己就是把这一组小说当做传记，在《孟安卿的堂兄弟》中，作家说：“看完这篇传记的人将为他惋惜。”但是《果园城记》又确实是“小说家”言，“以成套(系列)小说家言，点化出一个太虚幻境，例如一个‘果园城’”。②“果园城，一个假想的西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现在且让我讲一讲关于它的事罢。”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史记》所开创的以“人”为中心，借助“纪传”建构历史的史传传统在《果园城记》中的回响。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史传传统后来成为小说摹写人事的源头，《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是唐人传奇，宋人笔记。有着这样的传统，在历史的建构中，《果园城记》又不排斥想象，时空腾挪，亦真亦幻，以及掩映其间的人生情怀，显然又是由史传而小说之后“志怪志人”和“传奇化”的路数，所谓历史建构只能是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小说”，从这种意义上，《果园城记》的“还乡”是现实的，同时又是精神的、想象的，不仅在内容上取还乡的回归，从小说形式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上，也回归到中国意义的“小说”。 二 中国现代文学当还乡母题被结构化和形式化时，难免有精神归栖和文化想象的企图。就《果园城记》而言，建构和想象的历史是关于一个中国小城的，“这小书的还乡行动的角色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不是那位马叔敖先生——或是说那位‘我’，……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截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清末到民国25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我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从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我自知太不量力，但我说过，我写我了解的一部分”。 从时间的角度，《果园城记》审视“乡土”、“民间”的变动不居，书写乡土中国的“常”与“变”、“赓续”与“断裂”中的流逝与存留。从空间的角度，《果园城记》的18篇小说涉及到迟暮的美人、落魄的改革者和梦想家、破败大户和世家的后裔、城主、说书人、卖煤油的小贩、邮差、锡器店的伙计、零食摊的寡妇女儿等，根据芦焚后来所说的目录，“有几个题目一直没有写；另外还有几则零星的札记。这些没有写的题目是驴夫的故事，地方戏艺人的故事，手工业者的故事，当然还有铺子职员与学徒的故事，县官的故事，国民党党老爷的故事”。“按当时的计划，我预备至少写那么三四十篇，想起来就写，尽可能各方面都写到，给小城大体上画出个轮廓。”③在乡土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每一个人都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而且这样的世界与世界之间又交织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在这样的乡土人物志式的书写中，《果园城记》无疑绘制了一幅乡土中国的民间地图。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层次时，殷海光指出，“中国的社会层级在广大的农民底下的有不务正业的无赖群体。这一层次的人素来是中国一般‘正人君子’所瞧不起的。可是这一层次的人素来不乏奇才异能之士”④。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对乡村人物的书写也进行分层，但这种分层是相当单一的，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使作家在书写乡村人物时往往把他们纳入预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因此，现代小说的乡村人物也逐渐被类型化。《果园城记》的还乡意义在于将这些在书写中被压抑、隐而不彰的乡村人物解放出来，回归到他们生息的乡土，书写他们丰富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不仅如此，《果园城记》还在人间世界之外开拓出一个“非人”的生命世界来丰富它的民间地图，《阿嚏》一篇就是为乡村传说世界的水鬼作传。从某种仅仅从人的世界角度不足以理解乡土中国的丰富性，乡土中国是一个人、神、鬼和各种精灵共生共处，现实和想象、事实和传说杂糅的世界，从人与自然对抗与和解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生命世界与乡土中国之间的关系，乡土中国的农业文明化，其实也是人与这样的“非人”的世界对抗、和解的过程。在这种对抗与和解中，“非人”与人构成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关系。从文本构成的角度，在《果园城记》中水鬼阿嚏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又构成互文和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