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3)02-0107-11 一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恐怕再也没有人比丁玲(原名蒋冰之)的命运更让人扼腕叹息的了。作为现代中国最具有叛逆精神和艺术才华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先是在解放前被蓄意制造“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者囚拘于“魍魉世界”，后又被其毕生追随的共产党“红色政权”在建国后不久放逐于“风雪人间”，这两次牢狱之灾耗费了她生命中最美丽的青春和黄金般的盛年。前一次是遭罪于立场过“左”，后一次又得咎于太“右”，丁玲的人生境遇显得是如此的尴尬而困窘，她的一生似乎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冤”，她那倔强的生命始终在权力的炼狱中挣扎，这一切恰被其早年师友瞿秋白所不幸言中：“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① 直到有一天，当人们听到“文革”后复出文坛的丁玲居然鼓吹“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②的时候，他们不禁震惊了，困惑了，最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苦涩的现实：昔日的“莎菲女士”早已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如今替代她而浮出历史地表的人只能是“劳模杜晚香”了。叹息之余，人们不禁又惊异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威力。自从1936年辗转奔赴红色解放区以后，丁玲便开始在红色革命熔炉中重新铸炼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也曾有过迷惘和徘徊，但她最终还是被改造成了红色文化工程在文艺界的一个“样板”或曰“模范”，所有原本属于知识分子的“灰色”“小布尔乔亚”情调已然被逝去了的红色时代洗刷净尽。实际上，当年走进延安红色文学秩序的丁玲并非一位纯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的身上早已刻下了“左联”时期革命文学话语规范的深深印痕。丁玲步入文坛之时恰逢中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话语裂变时期。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五四”启蒙文学话语及其深层话语构成规则系统——现代启蒙“知识型”必将而且正在为新兴的革命文学话语及其内在的红色革命“知识型”所取代。③于是，以集体价值为本位的“阶级解放”话语思潮对以个体价值为本位的“个性解放”主流话语发动了猛烈的抨击和系统的话语清算，立足未稳的“五四”启蒙知识型及其文学话语逐渐退居时代的边缘。最初的丁玲似乎未曾意识到时代话语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她依然陶醉在“莎菲女士”式的个人主义的话语迷梦之中。然而，丁玲终究未能抵御得住时代话语的诱惑，不久她便创作了《韦护》，“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④其后由于“红色恋人”胡也频惨遭国民党杀戮，丁玲开始加速“左倾”，创作了被冯雪峰誉为是“新的小说的诞生”的标志的《水》，该作以其正面展开农民阶级集体反抗地主官绅统治者的宏大叙事为革命文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版型”。⑤但丁玲文学生涯的革命化进程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中断或减缓了，囚居南京期间留下的《意外集》成了她“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⑥由于人身和言论的不自由，她的早期作品中沉郁灰暗的格调重新又取代了一度曾激情洋溢的革命文学风貌。我们必须清楚，当年的丁玲正是以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文化身份去的延安解放区，等待她的命运是全面接受红色革命话语秩序的深入净化和重新改造。 “左联”时期的上海在革命化的程度上显然不能和抗战后的延安同日而语。当年上海滩上的“革命文学”理论话语纷纭驳杂、时有变异，难达到共识以成创作定规，且又遭到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暴力干预。而自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以延安为轴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文艺诸方面全盘着手构筑一个中华大地上史无前例的红色社会秩序，历史表明，这其实就是后来红色共和国的雏形。在红色政权的制度依托下，经过毛泽东根据历史情境加以选择、改造并发展了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很快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一跃成为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从而支配了整个红色区域的文艺话语实践，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统区和沦陷区进步作家的文学话语方式。可以说，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文学，正是当时中国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形成的中心。 丁玲是延安红色文学话语秩序接纳的第一个来自“亭子间”的著名作家。她曾先后在红军军营、不同的文艺组织团体以及党的核心报刊中接受过正规化训练并担任过重要职务。丁玲明确反对那种认为延安是在抗战后由于知识文化人的大量涌入才有革命文艺的说法。⑦实际上，从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乃至以后，毛泽东始终在谋求建构一套完整的中国化的红色革命文艺规范体系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目标和红色政治理想。⑧显然，《讲话》的发表标志着延安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已基本建立，因为它其实是从内容(“为什么人服务”)到形式(“如何去服务”)整体上为当时的解放区文学“立法”，一种红色的革命文艺话语生产范型已初具规模。不难想像，《讲话》发表之前和以后，红色文艺话语规范对延安解放区作家的创作实践在规范力度上是有强弱之分的。也就是说，当时延安解放区作家作为话语主体，在《讲话》发表的前后，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话语规范的制约，他们在具体的文学话语实践中并非简单化地认同或反抗，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抵御或超越。这一切在丁玲延安解放区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有着鲜明而集中的体现。本文将首先分析丁玲在《讲话》发表前的小说创作中所暗含的三种心理防御方式，即自我投射、体验“他者”和忏悔仪式，然后以红色经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著例，集中剖析丁玲在《讲话》发表之后，经过四年多的规训和调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或修正了前期的三种心理防御方式。 二 丁玲在《讲话》发表之前的小说创作集中产生于1939—1941年，那时正处在延安红色文艺话语生产范型日趋成型的历史语境之中。这首先表现在文学话语内涵中的红色意识形态日益紧密的强力渗透，其次表现为红色革命文艺的话语方式正沿着“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艺术轨道强力推进。如何使自己个人化的小说话语实践不至于沦为红色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并有限度地从红色文艺生产范型中出轨，避免写作政治传声筒式的作品，这对于当时的丁玲来说已经成了必须策略性地应对的艺术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