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36年3月5日、由方之中主编、作为“左联”重要刊物之一的《夜莺》月刊，曾在“左联”的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①从历史的角度看，《夜莺》在第四期虽以“大众文学”为切入点并因此停刊，但它却以史料的意义反映了当时鲁迅在“两个口号”之争中的角色问题，这便决定了《夜莺》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是不可被忽视的。 关于“两个口号”，在近年来的中国大陆学界，有着一个相似的结论：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当时负责“左联”工作的周扬在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于年底宣布“左联”自动解散，并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不过由于这一口号本身的含混以及对其解释的不当，如除了“国防文学”之外，就是“汉奸文学”仍沿袭了早期“左联”文学工作者简单的二值逻辑，同时也忽视了统一战线“谁统一谁”的问题，因而鲁迅和刚被党中央从陕北派到上海的冯雪峰以及胡风、茅盾等商议后，另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加以补救……但由于胡风没有解释新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且只字未提“国防文学”，再加上原“左联”一些负责人本来就对胡风有成见，因而引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不过由于双方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因而在明确了两个口号之间的关系，纠正了具体主张中的某些不明确性……②(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是浙江大学王嘉良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书中所认为的“两个口号”的来龙去脉，由于该文学史被选为“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因此这也应算是“官方修史”中对于“两个口号”的阐释。但纵观其他的“官方修史”，对这一问题如此细致的阐释实不多见。在其他一些现代文学史中，对这一问题有的只是一带而过，有的甚至提都不提就回避掉了。譬如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就直接略过了“两个口号”这一部分。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桩无法绕开的公案，“两个口号”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敏感、复杂问题，而作为当时率先且唯一推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的《夜莺》月刊，显然在“两个口号”的出现、衍变过程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 因此，本文拟以《夜莺》月刊与其他新近史料(包括日记、回忆录与书信)为研究中心，从两个问题出发来阐释《夜莺》月刊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夜莺》月刊在抗战前期左翼文艺阵营中的地位。两个问题分别是：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所引发的“鲁迅狄克之争”如何构成了“两个口号”之争的前奏?鲁迅《几个重要问题》等“大众文学”系列论文作为“特辑”的发表又如何为“两个口号”之争正本清源?而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文章分别在《夜莺》月刊第三期、第四期上获得了刊登。 一、“两个口号”之争中的《夜莺》月刊 通过前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如何解释“两个口号”的分析，可以至少获悉两个信息：其一，周扬因为“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才提出了“国防文学”，而“大众文学”是在其后被提出的，应该算是“国防文学”的衍生物，至少对“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的反应上，不如“国防文学”先知先觉；其二，“两个口号”的争论，是因为“国防文学”派在具体问题上犯了“沿袭”、“忽视”的错误以及“这一口号本身的含混以及对其解释的不当”而产生了问题之因，为了“补救”这一口号的胡风又犯了“没有解释”、“只字未提”的错误，并招致别人的“成见”而导致问题之果。好在两派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最后以“纠正了具体主张中的某些不明确性”来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王嘉良等当下的文学史家们笔下，无论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皆是“出于好心而办了坏事”，因此均各挨五十大板。这种处理法的目的在于可以有效地掩饰“左联”内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但却也掩盖了一些颇为重要的史实。 学界一般认为，“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首次被提出，是胡风在1936年6月1日发表在《文学丛报》上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而胡风这篇文章的前因则是一位名叫徐行的年轻批评家连发两篇极左的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③，朝“国防文学”的提出者大泼污水——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并没有提及但在其他相关专题论著中却未被忽视的。④胡风为了让“国防文学”更加明晰，并为了反驳徐行，遂补充性地提出了“大众文学”这一口号。 从前文所提的两个问题出发，本文的研究将包含三重视角：从《夜莺》月刊所刊发内容出发的文学视角、从党史出发的政治视角以及从文学史语境出发的历史视角。笔者认为，对《夜莺》月刊这一“特辑”的解读，应该可以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客观并且接近历史真相。 首先是从《夜莺》月刊所刊发内容而出发的文学视角。那么不应该回避的就是《八月的乡村》这本书，这是东北作家萧军在193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同年八月，这部小说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出版时萧军署名“田军”。小说塑造了沦陷后东北地区一批不同出身、不同素质、不同觉悟的抗战战士形象，反映了东北地区抗日军民众志成城、驱逐外寇的决心与勇气。当时“卢沟桥事变”尚未爆发，但东北已经沦陷，因此“抗战文学”主要以东北地区的战事为主，这与《夜莺》月刊所刊发的《守卫》等抗战作品在题材上是相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