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1963年)中指出，“革命”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事物“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也即“革命”意味着“开端”：“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但“革命”是一种现代的“开端”，与历史的“开端”不同之处在于其表现为“立国”和“立法”的使命，相同之处在于“它要确立一个新开端，这本身似乎就要求暴力和侵害，不妨说是要重演远古神话中处在一切历史开端时的罪行(罗慕路斯杀雷穆斯、该隐杀亚伯)”。①“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② 和阿伦特抽象地把“开端”的“暴力”指向“兄弟仇杀”不同，瞿秋白当年则具体分析了罗谟鲁斯杀莱谟斯的原因：“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并且指出莱谟斯之所以蔑视罗马城，是因为他“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他憎恶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他也不能够不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马城”，进而发现了莱谟斯出路在于“他回到‘故乡’的荒野，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这不是什么可笑的猥琐的城墙，而是伟大的簇新的星球”。瞿秋白通过对罗谟鲁斯和莱谟斯的故事的再解读，展现了理解“暴力”、“开端”和“立国”、“立法”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说罗谟鲁斯建立罗马城意味着“立国”的话，那么“暴力”创制的“开端”源于莱谟斯根据自己的“立法”原则，根本就不把“那庄严的罗马城”视为“立国”的标志，“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因此，“开端”的“暴力”不是简单地指向“兄弟仇杀”，而是深刻地揭示出两种“立国”与“立法”原则的冲突：罗谟鲁斯只记得天神和公主的世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所以要去“建筑那种可笑的像煞有介事的罗马城”；而莱谟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他憎恨天神和公主的世界，蔑视那纸糊似的罗马城，他要回到“故乡”的荒野，“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于是，作为现代“开端”的“革命”，与历史“开端”的“暴力”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暴力”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以“群众的野兽性”之名，批判性地指向了以往视为神圣和理所当然的“立国”和“立法”的原则，指向了“天神”和“公主”所代表的“高高在上者”的“世界”。 瞿秋白借用这个神话，是为了回答“鲁迅是谁”的问题：“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③当他把“鲁迅”比喻为“莱谟斯”时，围绕这一神话展开的“革命”、“开端”、“立国”和“立法”的联想，也就马上具体化为“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和“鲁迅”之间的关联：“他对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现在已经不敢说，也真的不忍说了。那时候的‘纯钢打成的’人物，现在不但变成了烂铁，而且……真金不怕火烧，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纯钢是谁呵!”瞿秋白继续借用罗谟鲁斯和莱谟斯的典故，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由此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比拟为“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谁还能够否认?这种强奸的结果，中国的旧社会急遽的崩溃解体”，于是便有了“罗谟鲁斯”和“莱谟斯”两种不同的选择：就前者而言，“出现了华侨式的商业资本，候补的国货实业家，出现了市侩化的绅董，也产生了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层。从维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满主义，虽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而士大夫的气质总是很浓厚的。文明商人和维新绅董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绅董希望清政府的第二次中兴，用康梁去继承曾左李的事业，而商人的意识代表(也是士大夫)，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这就是“罗谟鲁斯”要建造的“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马城”吧?对后者来说，“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所以，作为“莱谟斯”的“鲁迅”不仅“一脚”跨过了“罗马城”可笑的“城墙”，而且回到“故乡”的荒野上，去寻找“群众”的“野兽性”：“鲁迅其实并不孤独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他们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总理全集》：《民元杭州欢迎会上演说辞》)。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是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