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3)02-0050-05 静与动是万物固有的两种本质属性，人性在理论与实践上，也有趋动和趋静两种本质属性。人性趋动，渴求变化与发展；人性趋静，企望稳定和安宁。沉静既久易思动，望改革，求变化；动荡过长想安定，盼平和，恋归宿。任偏一极，平衡就遭破坏。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性理想主要偏于静的一极，人性的动态本质的一面被主静的理想压抑和遮蔽，人性的趋静属性被强调到极端，而动的属性自然就被有效压制。于是，社会与历史，文化与人性，整体上皆处于静态之中。简单与表象上的稳定与和谐，成为“和为贵”的目标；循环论代替了发展论，均衡论就等于变化说，而折中论便否定了矛盾论。正如鲁迅所揭示的那样：“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1]；“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2]。正是处于对中国文化和人性主静特质的认识与判断，鲁迅在批判主静人性的片面性的前提下，提倡动的人性精神，使之成为他一生探索追求的中国理想人性的重要内容。 生命和人类总是无限向上，不断超越过去走向完美的，向上与超越都与人性的动的精神紧密相关。伏尔泰认为，没有动的精神，就等于人本身并不存在，而检验人行为的一条重要标准就“在于他所干的事情是静的或是动的”[3]。鲁迅正是深刻认识到人性发展过程中动态精神的重要意义，针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发展静态人性，依据中国现代变革和改良国民性的需要，提出了以动为本位的理想人性。他认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又若干失错，也不要紧，唯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即引人到死路上去”[4]。由此出发，鲁迅肯定中国汉唐时代所有的“闳放”精神就是动态精神的具体体现，而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民族应当继续发扬的优秀品质和脊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根治民族中因静的片面发展所形成的痼疾，现代中国人民进行变革实践的内在精神动力才有保证。 动是从总体上确立的理想人性发展的内部精神。如果动态精神不进入实践的领域，不转化为具体的活动，那么，动的精神就会流于观念的提倡，失去它发展的方向及其质的规定性。所以，鲁迅不只是从总体上明确了动态精神在理想人性中的地位，而且把它具体化为开拓、创造、开放的三种精神，从而体现出动态精神的现实目的。 一 动态本位理想人性之开拓精神 开拓精神是进取的向上的精神，它从动态出发，使人性的内部具有无限扩展，无限外延，无限向上的能力，在鲁迅那里，就成为从无路的地方踏出路来和不畏任何险阻，敢于承担任何风险的精神。鲁迅认为，中国专制主义统治阶级思想的长期统治，在民族性中形成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福先”[5]142的保守精神，安于劳作，安于现状，“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便是这种劣根性的反映。“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也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并非“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5]，它需要不断突破本身固有的静的平衡，不断开拓向上，沿着动的方向前进，而古代的“教人不动”的“生活法”[4]则否定了动，片面发展了静，这就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人性的发展就必然出现偏颇的畸形。因此，为打破静的片面性，鲁迅要求人们应成为开辟新路的前驱，培养能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 开拓精神包括两种含义。首先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开辟出来”道路的拓荒者精神。他认为，人们应当充分利用、发挥固有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敢于“踏着铁蒺藜向前进”，“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6]新的人生道路。中国人民与鲁迅所处的时代，面临着新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因此，只有在“铁蒺藜”和丛生的“荆棘”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才能开辟出新的道路——符合中国人生存发展的路，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路。为此，他告诫中国青年，与其找糊涂的导师，“倒不如自己走”，遇见森林，便辟成平地，遇见旷野，便栽种树木，遇见沙溪，便开掘井泉。[7]这里的森林、旷野、沙溪，就是当时社会给新的人生道路所设下的障碍；而平地、树木、井泉则是新的人生理想之路。鲁迅以象征的手法，给我们指引了一条求生存的新路，而要获得这新路，必须要具备开拓者的精神，要成为冲破一切阻碍向人道前进的闯将，使生命“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的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6]。其次，开拓者精神是大胆、独立、勇于牺牲的精神。开拓是在前人没有基础上的开拓，因而，开拓者将会遇到很多障碍、危险，也会因不成熟犯错误，也就是说，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但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自由及应有的权利，又必须有一批敢于担风险，敢于冒失败风险的开拓者作出应有的牺牲，才会鼓舞所有的人起来奋斗。所以，真正的开拓精神是大胆、独立负责、勇于牺牲等品性的综合，只有如此，开拓者才会更有意义。鲁迅指出：“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哪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8]。他号召中国人，尤其是青年要放开手脚，勇于进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独立的生命去换取大多数人的独立与自由。他以披露自我心灵显示了这一思想：“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4]。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开拓者，只要认准了道路，就应奋不顾身，勇敢大胆地前行，要敢于承担风险，宁牺牲而志不挠。这是真正的开拓者精神，不用说在鲁迅的时代，即使今天，意义仍很重大。正是如此，鲁迅认为，在现在中国做人，“只好大胆一点”，不要怕错，不要把问题想得过于“仔细”，总是瞻前顾后，这样，就会丧失开拓精神。[9]他之所以批评未名社同人“小心有余，泼辣不足”，其原因皆出于此。总之，在革命的时代，就是要开拓，要革命，“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10]。所谓“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就是鼓励人们不断打破暂时的平衡，以动态发展的精神，去改变现实，开拓出新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