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此把《人民文学》、莫言、文学传播等几者扯到一起，是因为它们的关系确实紧密。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人民文学》对莫言的重头推出，没有《人民文学》至高的地位与发行量①，没有《人民文学》当年适时地参与电影《红高粱》②的编剧工作，那么文学的莫言将不会传播得如此之快，莫言也不可能继《透明的红萝卜》之后进一步确立与巩固了他的文坛地位。作家的创作、期刊的发表与电影的文学传播在当时起到了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如若翻开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人民文学》作品的入选率或许是最高的，从而使之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史上，当之无愧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期刊之一。莫言2012年荣登斯德高尔摩文学宝座，一时中外眼光都聚焦于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农民写作者身上。甚至，谈论莫言，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文学的话题。暂且抛开大众文化、娱乐和新闻等因素，如果从作品生产源头上(非发生学源头)来实证性地考察莫言的写作及其成名，这倒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人民文学》即这莫言写作成长史上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一般认为，莫言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然而，由中篇发展为长篇的《红高粱家族》毕竟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作品。这个象征性可能会伴随他的一生。”③有趣的是，莫言在瑞典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中重点介绍了自己的多部作品，却对《红高粱》几乎只字未提，反而认定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在我看来，或许评论家雷达强调的是莫言写作的影响起源，莫言则从作家的创作起源进行了说明，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冲突。事实上，一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建构，虽然这个字眼最早出现在小说《秋水》(《奔流》1985年第8期)中，然而真正使之有影响或正式确立起作家创作中“原乡”地位的，非《红高粱》莫属。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或是二者合一。毕竟，这其中涉及到一个我们无法否认而又往往被忽略的问题，即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这个过程有时至关重要。譬如说，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译介到世界各地，其基础是电影《红高粱》的走红。可是没有小说《红高粱》，也就没有电影《红高粱》；没有电影《红高粱》，自然也就不能使莫言获得初期的国际知名度。 还是回到《人民文学》与莫言的渊源上来。首先我想说，莫言在期刊上发表的大量中短篇小说，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言大多是完成应时应景的约稿任务。莫言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长篇小说上，这点没错，但并不等于说他的中短篇小说就不重要，它们往往是他某部长篇的浓缩或创作灵感的源头。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尘埃落定》等都有它们类似于中短篇小说甚至是散文作为前期的酝酿。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2012年也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终评阶段，他的很多小说就是对之前作品的不断稀释与延深。对于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短篇小说来说，就更不能说是可有可无的事。提起莫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第一个中篇《爆炸》(1985年第12期)，当时任主编的王蒙至今仍记忆犹新。“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他读完莫言的这个中篇，就对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④王蒙当时从北京市文联调去《人民文学》做主编不久，就发出如此感慨，可见莫言的写作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要知道，他作为新时期文学发端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可谓开风气之先，并不减50年代他写出长篇《青春万岁》和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的风光，在莫言这个初出茅庐的晚辈面前，却自言称“老”，其意可谓深长。也正是王蒙在任主编的近三年内，《人民文学》还于1986年第3期头条发表了《红高粱》，这个中篇后来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在这个中篇的基础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次年5月出版了莫言的长篇《红高粱家族》。从《爆炸》到《红高粱》，《人民文学》在编辑处理上出现一个有意味的做法。《爆炸》当期处于目录头条，但内页中却排在第二位，当期目录中的第二条为刘心武的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内页中却排在头条；到了《红高粱》发表时，无论是目录还是内页，都是头条。姑且不探究我们这个讲究排座次的民族在这个细节上可能存在的某种意识，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主流官方刊物对莫言已表现出充分的肯定，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其意义是巨大的。 除了以上两个中篇，莫言至今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还有中篇《欢乐》(1987年1、2合期，头条)、中篇《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1986年第6期)、中篇《二姑随后就到》(1993年第7期)、短篇《月光斩》(2004年第10期)和中篇《变》(2009年第10期，头条)。与90年代莫言主要在《收获》《花城》《长城》《钟山》等刊物发表小说相较，莫言80年代则主要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上发表。由于80年代文学环境的相对纯净和90年代的多元混杂，整体来看，就期刊的文学传播功能而言，莫言与发表《红高粱》的《人民文学》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我们还可以从大多数“头条”的显目位置看出刊物对他的推重。2004年度的“人民文学奖”给了莫言。考虑前后，尤其是《红高粱》的面世，我们可以说《人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莫言日后成功的基础。 从莫言和《人民文学》说开去，我们难免会思考其他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 一是回顾当代文学过去的三十多年，其格局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样，与之前迥然有别。新时期之前的当代文学与政治有着畸形的紧密关系，其始终笼罩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这确实是事实。新时期文学初期以来，这种格局逐渐被打破，虽然艰难(比如被意识形态压制的余音、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双重挤压等)，但毕竟在前行。莫言的获奖，无异于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打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不自信心态。所以重估当代文学价值，重新回顾和认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并非有人认为的是凑热闹赶时髦之举。或许有人会说，莫言不获奖，也不能说明我们的文学不行；莫言获奖了，难道我们的文学就整体升级了吗?是的，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把莫言获奖当作契机，找寻经验，重振信心，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否则也就太麻木了。回到本文的话题中来，《人民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是勿庸置疑的。新时期以前，它几乎是中国政治变化的风向标，这也成为它作为权威文学刊物历来为人所诟病的最重要的原因，甚至这种看法都成为一个思维定势，常常被处江湖之远的刊物和执民间文学观念的人所不齿。文学漠视自身发展规律，与政治过于关系密切，这同然可悲，但是一成不变地看待某个对象，无视或忽视它的变化，这同样是可悲的。事实上，《人民文学》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虽然还没有褪尽政治意识形态的壳，(客观地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刊物，又怎么可能做到完全与政治绝缘?)但是它的包容性、担当性以及对当代文学极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日益凸现。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说，80年代中期对先锋文学的容纳，新世纪以来对底层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的标举，这些都是鲜明的例子。如果不是如此，莫言就难以从中走出来，也就没有《红高粱》的面世(当然它也可以在其他刊物发出，但意义就不同了)；如果不是如此，也就没有最近几年打工文学这个历来被人所贬低的文学品种的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