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I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1-0053-06 报纸文体与文学文本在战争背景下交融而成的纪实文学是延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体的繁荣是媒体、受众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共同的要求也是其共同构成的革命战争传播生态下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战争促动了纪实文学，而表现政治化的现实内容以及极具宣传鼓动性的传播效果，使其能够最直接、真实地反映具有历史性的重大现实事件和重要的人物，同时也实现着文体作为历史文本、历史文献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试图回到历史现场研究延安文学的整体风貌时，对于记录历史现场的新闻文学文本的研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一、媒体、受众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革命战争传播生态 传播媒体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记录着其产生、演变的原始历史过程，也是文学、文化流变的原初载体。媒体是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文学演变历程、传播与接受历程的“活化石”。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媒，与同时代的其他媒体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强大的时效性、现实性和较大的信息容量，这也决定了报纸媒体文本的现实性。处于战争环境中的延安的报纸，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①。那么，中国之大何处又是作家们潜心创作长篇文学作品的所在?报纸媒体的功能在战争生态中更加凸显出来。同时，若从受众的角度来讲，硝烟战火中，事态瞬息万变，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对战况的关注，对自身生存的担忧都决定了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那些最真实的反映现实和生活的作品。因此，报纸文体与文学文本在战争背景下交融并形成纪实文学的繁荣成为必然。正如周立波在《谈谈报告文学》中所描述的“中国现在的一切作家，都是在烽火之旁写作，他们的读者也是在烽火之旁的。用怎样简单明了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反映并批判现实，是每个作家应当考虑而且也有人考虑了的事情。”[1]62以群在分析抗战文艺活动时认为：“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繁忙(他们除了写作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停顿，纸张缺乏，发行困难)也限制了作家写较长的作品。适应着这些客观条件，作家们不能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剧变的现实的断片。自1937年到1940年，报告文学成为许多作家的首选文体，特别是1938年前后，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而且那些并非专业文艺的青年，几年来却成为报告文学的主力。”[2]2当年《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访问延安时发现，在延安的文坛上“报告、速写一类的作品却相当丰富，过去写小说的作家，现在多在这方面写作。这些报告文学的内容，都是歌颂边区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或者褒扬边区建设事迹的。”[3]103作家雷加回忆道：“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前线上同子弹同样多的是通讯特写，它代替了军事文学。”[4]事实上，这种简明纪实的作品也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实践，延安时期《文艺突击》《大众文艺》《谷雨》《文艺战线》《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和《解放日报》发表的作品中，报告文学占了其中很大的比重。可以说，革命战争促动了纪实文学，使这种文体成为延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争特质下的新闻文体特性与大众化文学样式的转化 从文体角度讲，报告文学是兼有文学与新闻两种文体优秀基因，普遍运用于大众传媒的文体形式，它一方面站在大众传媒的最前沿充分展现出作为新闻文体对现实的快速反应能力，尤其能够密切关注、敏捷记录激变的历史时期中不断涌现的新人物、新事件、新变化，满足受众了解社会热点的需求；同时又兼取吸收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征，并且以文学的叙述、描写笔调和情感抒发方式，从情感层面唤起受众的共鸣。新闻文学的文体形式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文学里的笔记文学已是纪实、文学与传播互动的雏形之一。19世纪末，报告文学的诞生便是大众传播与文学互动加速的发端，新闻报纸为了增强自身的魅力去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和达到目的，除了加大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主要功能外，逐步增添了文学色彩的作品。基于这个前提，国际上不少优秀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杰出的作家，如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斯诺、捷克的基希和苏联的波列伏依等。另一方面不少作家也是积极、热情的报刊撰稿人。这些记者型作家，或作家型记者，正是往返于大众传媒领域和文学园地的两栖人。1937年，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对这种文体就有很好的说明：“‘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件事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谓‘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自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5]而1936年，茅盾依照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的体例，主编刊印的《中国一日》，正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所进行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次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运动，也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与纪实文学文体本身所显示的时代意义相比，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传媒研究，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对尚处于新兴阶段的这种文学体裁仍存在认识的局限性。而其中延安文学研究中的纪实文学研究更嫌不足，报告文学作为延安文学中重要的一支，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尚未引起重视。 延安时期的纪实文学是以《红军长征记》的征文拉开序幕的。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签署颁发《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特决定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6]毛泽东和杨尚昆亲自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在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和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