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1-0024-09 书写现代中国的文学史，而不是书写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史，在理论观念和操作实践上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与魏建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①尽管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然而这仅仅是对现代中国文学通史的仓促的尝试性的书写，也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初步实验。因此从具体的书写经验或教训中，笔者切实地感受到，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至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应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要解决学科与文学史的关系 先有学科后有文学史，还是先有文学史后有学科，还是它们没有先后之别而同时并立出现?看来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了首要解决并回答的问题。若是从客观存在来考察，那应是先有文学史后有学科，不过这种实际存在的文学史不是书写的文学史文本，它只能是实存于历史河流中或明或暗的史迹，或者是散落河床的历史碎片，或者是大浪淘沙剩下的遗留物等，它们充其量不过是构成文学史的原始资料，也是能否形成某种学科的客观基础；因而只能从客观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学史先于学科而出现。如果从文本型的文学史的建构过程来审视，那是先有学科后有文学史的。从严格的科学意义来说，那种实存型的客观文学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史，只能说它是构成文学史的原生态的史料，是极其贵重的原始资源，它为建构某种学科或各种形态的文学史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它却不是具有严密逻辑系统而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只有根据实存的文学现象客体和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而建立起的相应学科，才有可能把文学作为一种人文科学来研究，将实存文学史现象作为人文科学史来书写，这样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书写不只纳入了学术科学的范畴，也使这种研究或书写具有学科所要求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因此，在这种先有学科后有文学史的逻辑程序中，无论书写何种文学史都离不开特定的学科，只有学科所框定的文学史书写，而没有游离学科规范之外的文学史写作。如果允许后者的合理存在，那只能说它是“破门而出”的突破性的文学史写作，而不是学科规定的文学史书写。这种“出轨”写作，一方面表明既定学科范畴已容纳不下文学史的书写对象，一方面说明文学史书写在不断发现、不断突破、不断求新。至于是否存在学科与文学史同时并立出现的情况，的确是比较模糊的，难以辩说清楚。胡适于1922年撰写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只是末尾写到五四新文学的兴起与演进，使新文学有了史的叙述，但胡适并没有明确的新文学的学科意识；1930年代的周作人、王哲甫、钱基博、伍启元、王丰园、吴文祺等独撰了不同样态的中国新文学史，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更具有新文学史规模，1940年代的周扬、李一鸣、任访秋等也讲授过或书写过中国新文学史。然而，这诸多的新文学史几乎都没有明确而完整的学科界说，大多是附加式或断代式的新文学史而不是整体完满的现代文学史。若是说这些文学史与学科是并存的，或者先有学科框架后有文学史书写，都可以说得通；然而规定其界限却是含混不清的。只有到了1950年后，中国新文学史才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法定下来，并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在这个新学科意识的规范与引导下，出现一批由王瑶、蔡仪、丁易、张毕来、刘绶松等书写的不同版本的中国新文学史，而这些新文学史无不是先有学科后有文学史的“遵命”书写。 书写实践反复证明，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个人文学科，虽然有其独特的功能与特点，但是它的局限性极为明显；尤其随着极左政治思潮的主宰越来越政治化，到了10年“文革”，这个学科可以容纳的现代作家作品几乎都挂上“封资修”的政治黑牌被一扫而光。尽管经过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清算了“左”毒对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伤害，恢复了《新民主主义论》的主导与规范；然而1980年代初期掀起的新文学史书写热潮中生产出的大量文本，并没有摆脱政治化的羁绊而纳入真正的学术轨道，新文学也没有恢复其现代人学特质，既定的机械而主观的阶级论和绝对正确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一元化政治意识，仍然禁锢着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直至学界对五四文学革命由无产阶级思想来领导的权威论断提出质疑与商榷，“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得到普遍认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观念在书写实践中见到成效，以及人性论、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现代性、民主自由理性等普适性的思想理念成了合法的思潮；这样才以人性、人道、启蒙理性、现代性等思想置换了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固有的以阶级论为基石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主魂，而且由民间到官方逐步确立了“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范畴。虽然后者的出现并未取代前者的地位，但是，这两个学科固有的时空上的局限性只靠自身的调整或完善功能是解决不了的。即使把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学科的时空界限上溯到晚清下延至当下的新文学，也不能涵纳现代中国的所有文学形态或系统；即使把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时空维度在横向上扩展到可以包括所有样态的文学，而在纵向上的百年世纪也容纳不了21世纪的中国文学。因此，就是不言及其他仅仅从时空的局限来看，这两个学科都不是全方位研究或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最科学最理想的学科，必须更换或重建新学科范畴。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作为学科范畴，既能解决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局限性，又能适应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自身要求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客观需求。“现代中国文学”这个提法早已有之，1930年代初钱基博曾写过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此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屡见这种提法；但是认真考察之却发现，它们并没有作为一个学科范畴来论证来使用，所指涉的“现代中国文学”仍是新文学或现代型文学，而不是现代中国的所有形态的文学。2002年笔者是把“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范畴正式提出并对其优长与功能给出详细论述②，此后对这个新学科在理论上不断探索而在实践上也作了多次尝试，《现代中国文学通鉴》的撰写与出版则是最重要的尝试成果。理论与实践都在证明，“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范畴，不论其时空的长度、宽度还是其时空的高度完全适宜于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全景观的研讨与书写，它的优长至少有：一是“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是以“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及其实践为强大思想支柱，既不是进化论、阶级论又不是启蒙理性，而是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及其实践。它肇始于晚清维新变法，中经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建立及其演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经历的苏式社会主义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虽然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有质的差异，但是在把中国的传统封建皇权至上王国变成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方面却有其趋同性。因此，这百多年是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过渡时期，现代中国的所有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流派乃至文学运动无不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苦探索、实验的曲折历程而生而行，致使现代中国文学无不染上过渡时期的交叉性、纠缠性、复杂性色彩。以现代国家观念为基石建立起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框架，可以突破以二元对立思维为认知结构所规定的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土与洋、左与右相互对峙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带有偏见的界限，将现代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所生产出的所有形态的文学都作为同构同等的研究对象或书写对象；固然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是所有形态文学中的研究或书写重点，但它不能遮蔽或取代对其他形态文学的研究或书写，只要是生成于现代中国这片沃土上的所有样态的文学，哪怕是现代中国人移民到异国创造的反映故国生态与心态的文学也应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固有的功能特长。二是“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对待能够纳入研究或书写的所有文学对象，不论是原定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汉民族文学或各少数民族文学，或者原定的通俗文学、古体文学，民间文学或翻译文学，台港澳文学或华人文学，都要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既要取消阶级的、党派的政治偏见又要清除狭隘的地域的民族的偏见。因为它们都是现代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区域或不同文化生态创造出的文学，其差异性极为明显，这正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性；而其趋同性也是有迹可寻的，这正表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对待所有形态的文学，作为研究者或文学史书写者来说，务必要有一颗公正公平之心，务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这并不是说，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所有形态的文学，其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就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了。至于应该持有何种价值观念来研究或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范畴从时空维度上显示了“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优长，即上可与古代中国文学对接、下可随着现代中国文学的演化不断延伸，直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同步地实现终极现代化目标而终结；而在横向上它不仅包容了不同历史阶段生成的一切系统或形态的文学，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取得广泛联系。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功能特长正合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诉求，也适应了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并且当下的中国，对于遵循“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意识”来建构文学史文本，也提供了可能性。从时代需要来说，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应体现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的精神，人类的普世价值追求应该在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中越来越得到呼应。所以，只有按照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规范研究或书写的文学史才能取消国家的民族的党派的偏见，消解以往坚持机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造成的不同形态文学之间的人为隔膜，真正把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积极参与全球化语境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对话；而进行交流与对话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不再仅仅是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而是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的无限丰富性，也是现代中国全景观的文学史风貌，这样才有可能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从当下提供的可能性来说，其一，学术性的文学史研究或书写已游离出主流话语的严格掌控，过去那种绝对权威的政治理论也不再是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必遵的“圣旨”，学者们可以根据研究或书写文学史的需求自由地选择文学史观、价值标准或叙述模式，因此那些普世的人文理念或价值观越来越得到尊重和运用，这种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态有利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其二，国家主流话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解构了主观臆断的机械阶级论及其荒谬的阶级分析方法，公开宣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已成为最高原则，建立和谐的中国与和谐的世界已成为奋斗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则成了现时代的最强音。由此可见，这不只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提供了可以运用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