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胡丘陵近年来发表了《2001年9月11日》、《长征》、《拂拭岁月:1949-2009》等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长诗。在这些诗中,胡丘陵以沉静凝练之心思考历史进程中的政治事件,观照政治世界的主导力量——权力关系的运作模式。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不是一件东西,它是指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关系的存在模式是一方可以决定或规训另一方的行为,而反过来另一方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这样的控制,这就形成了复杂的人际权力关系网络。”①胡丘陵的政治抒情诗,正是对权力场域中权力关系运作模式的最好注解。因此,参照权力理论来具体分析胡丘陵诗歌中的权力关系模式,既可以为深入解读胡丘陵诗歌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可以用胡丘陵诗歌中最为现代、最为鲜活、最为精彩的中国式权力关系来阐释、丰富权力理论,证明权力理论的实践性、有效性和中西文化沟通的可能性,推动权力理论的发展深化。 一、胡丘陵诗歌的空间与权力关系 在胡丘陵诗歌中,空间与权力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建构空间,空间则维系权力,成为权力运作的载体与场所,空间的设计、布局、建造,均是某种权力关系的体现。“两幢大楼”、“三八线”、“中国特区”等人文空间均是权力关系的象征物,而对“珠穆朗玛峰”、“赤水”、“珍宝岛”等自然空间的争夺则象征了对峙双方争夺权力的动态过程。那么,进一步分析诗歌中的权力关系,就不能忽视使权力机制得以运作的空间因素,以及空间因素在社会权力机制中的象征意义。 1.诗歌中自然空间与权力关系 在胡丘陵诗歌中,大量自然空间被赋予了历史、政治、文化内涵。比如,他笔下的“湘江”是“一条流血的河流/因为顺流而下的卵石里/总有那些经邦济世的思想//这是斑竹流泪的潇湘/也是王船山那老夫子/四十年在同一个岸边散步的潇湘/在离曾国藩故居不远的地方/那是湘军的源头也是政治的源头/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煮茶论诗的河水/也是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饮马论剑的河水”(《长征·湘江》)。“湘江”中流淌着湖湘文化的神髓,而这片潇湘大地也孕育了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赤水”也被诗人之笔化为“遇上要赤化全中国的领袖/就开始温顺的水”,红军队伍来到赤水后“忽然变得会打仗了”(《长征·赤水》),赤水的“赤”和红军的“红”恰好融为一义,这为“赤水”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敌军为阻挡红军的攻势,几乎将“泸定桥”所有的桥板拆去,使其变成“十三根冰冷冰冷的铁索”(《长征·泸定桥》),“冰冷冰冷”一词透出了战争的残酷、情势的险峻,更反衬出了红军勇士们飞夺泸定桥的英勇无畏之气。 这些自然空间被赋予的政治、历史内涵,是诗人在客观认知政治世界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的主体性“拂拭”、反思的结果。经过“拂拭”、反思的“湘江”、“赤水”、“泸定桥”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而成为了微观权力运作的工具。对这些自然空间的占领,则意味着某种相应权力的获得。比如,“红星闪烁金属的光芒/令许多国家的征服者/不再产生/占有的欲望//其实,钢铁一般的汉子/面对的不是钢铁/而是一种呼啸而过的声音/珠穆朗玛,中国的高峰/只有中国的丝竹管弦/才能鼓舞中国的壮士”(《1960,珠穆朗玛峰》),中国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的一刻,宣告了中国对该空间的绝对主权,也向世界展示了钢铁般坚毅的中国精神。珍宝岛,“一个零点七四平方公里的小岛/金元宝似的/摆在中苏边境/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成为中苏双方权力利益的争夺点,苏联“在中国偿还所有债务后/还想索取”,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不畏寒冷/更不怕/数倍于自己的/坦克和敌人”(《1969,珍宝岛》),为维护主权展开了自卫反击战并成功击退苏联军队,这场战争因中苏双方争夺珍宝岛而起,珍宝岛事实上成为了体现双方权力对比的工具。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政治抒情诗作为主旋律的一部分出现,以热情歌颂党和国家为主要内容,诗歌中的自然空间被塑造成为政治意义的载体,以郭小川诗歌《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为例,“野火却烧起来了!它用红色的光焰昭告世人:从现在起,北大荒开始了第一次伟大的进军!”“北大荒”这一自然空间孕育着革命、战斗和青春,谱写着耕耘、劳动和收获之曲,被诗人塑造成为政治、革命力量的纯粹象征。这一代的政治抒情诗与时代氛围契合,以一种激进的抒情方式对当时的政治事件进行宣传,注重诗歌的社会政治效应。相较而言,胡丘陵诗歌则更客观、更理性,在《196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北大荒”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缩影,藉“北大荒”的发展,诗人回顾和评价了这段历史,一方面,知识青年的到来,使得“北大荒/不再荒芜/而是炊烟袅袅/荆棘丛生的茅草地里/也开始有了笑声”,同时,诗人却叹道,“但暴风雨/终于封不住/通往城里的道路/许多孽债/无法偿还/又得匆匆补偿自己/失去的青春”,客观地揭示了上山下乡运动给知识青年以及农村造成的负面影响。胡丘陵对诗歌中权力与自然空间之关系的新发掘,在于其能在创作过程中将诗性思维与理性思考融合,展示了作为诗人主体对历史、政治事件应持的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