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35(2013)01-0034-06 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是“孤岛”时期的上海这一特殊社会环境中所生成的一种“特殊文学”。当时日伪推行禁绝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的“文化政策”，因此，“孤岛”时期的作家创作，往往面临着双重的压力：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于是，象征着某种反抗意味的文学，正遭受了野蛮的阉割。正因如此，女性讲述自己真实的生命感悟和体验，构筑日常性、平凡性的女性写作便成为一种可能。 国土的沦陷，虽然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语境，但文学不同于军事、政治、经济，自有其特殊的生存和“转进”的方式。随着战争持久地进行，生活却总是要继续着，都市的平民对国事的关注，开始转向对身边琐事的关切。为了适应都市读者的阅读需求，在当时的沦陷区，以苏青、张爱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获得了一种“畸存与苟活式的生机”(戴锦华语)，她们表示“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1]4正是这种基于对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的关注，她们在人生的平凡中观察并发现了一些被战争所忽略的“身边”的东西，譬如，女性最为讲究的情爱、婚姻、家庭等。在她们看来，这些生命中最富有日常性、平凡性的东西，也同样蕴含着生命的哲理。特别是对于普通的女性生活而言，日常的平凡生活也就是她们生活的基本形态，十分个人化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却构成了她们生命中最基本、最稳定，也是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这也正是一切伟大和崇高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理想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基于这种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她们的诸多文本就是出于“战争”下的“女人”(个人或人类的)的生存困境的一种紧张探寻和细腻表达。她们以自叙传的写作方式，展现女性独特的生命理想、情爱理想和自我理想，并经由爱的体验而真诚、执着地对女性生命意义进行哲性思考，展现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独特认识。 一、展现女性的生命理想 “女性写作”理论的创始人海伦娜·西苏的“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的主张，几乎成为“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一般来说，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动机确实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男性写作更多以外视角的方式，关注宏大的主题，进行宏大的叙述，如战争、军事、政治、权力、阴谋等，而女性写作则多因女性气质和人文、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多以内视角为主，关注身边的“琐事”，注重自我内心的感悟和体验，也即以内视角把握现实，多将目光转向关注自我，关注自身的主体感受和自我经验，诚如生命哲学家费尔曼所说，“自我经验是一种面对自己的内心态度，这种态度超越了感受，是一种立场。”[2]9“生命哲学是一种信念，相信人只能通过生命这个媒体了解和得到自己。”[2]16而“把艺术看做是生命的表达——生命的眼光必然是具有远景的——就使美学经验变成了某种‘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同时也是‘有意思的东西’，在这种有意思的东西中，个人的生活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2]46由此，艺术成为人的矛盾性生活的印记，同时也成为暂时摆脱痛苦的办法。在残酷的战争“孤岛”的环境中，通过对身边琐事的关注，在自我生活经验的表述中，张爱玲和苏青都重视精神自我的生存状态，因为“精神的自我是内心的状态性，是愿望、感情和思想，这些东西组成了人的内在生命”。[2]89因此，她们根据自己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对女性日常生活的生命感悟和体验，就在性别、时代、自我三者的互为透视和认知中，借战争中的饮食男女之事，展示出女性自身的内在悲剧，揭示女性主体对世界和自我把握能力的不足、女性自我的迷失以及女性自在生存发展之艰难的生存处境，从中展现出女性对生命理想的追求。 苏青的《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都是她离婚后怀着极大苦闷写下的两部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小说，也是在极度窒息的时代的低压槽中，涌出的女性生命理想的诉说。在《结婚十年》中，苏青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描写女主人公苏怀青所经历的“中西合璧”的婚姻。在小说中，她对肉体与灵魂的思考，显然已把女性迷失自我的生存状态，上升到战争中人的生命的有限性问题上来进行思考。在她看来，深深地渴望能享有“彼此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的真正的男欢女爱，应是女性的生活理想。然而，在结婚十年的时间里，女性几乎不曾过上合理的生活，到头来还是没有逃出离婚的命运。于是，在思考与追问中，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在这个世界上，嫁人也不好，不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如何面对这种生命的困顿？苏青的思考，把矛头指向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及社会，展开了以“我”为中心的女性叙述，字里行间流露着女性渴望“真爱”的生命理想。小说结尾处，女主人公深深地感慨到：“十年的光阴啊！就是最美丽的花朵也会褪掉颜色，一层层扬上人生的尘埃，灰黯了，陈旧了，渐渐失去以前的鲜明与活力。”[3]263她还深深地哀叹战争中的女性的生存将更加艰辛，认为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女人是花，男人是蝶。“花的娇艳是片刻的，蝶的贪恋也不过片刻，春天来了匆匆间还要归去，转瞬便是烈日当空，焦灼得你够受，于是你便要度过落寞的秋，心灰意冷地，直等到严冬来给你结束生命。”[3]253苏青以自身的痛苦的婚姻经历，呈现了一个女人裸露的，也许并不美丽的面孔。很显然，如果没有女性自我经历的深切体验，没有女性生命理想和价值的支撑，她绝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对于两性差异的深刻认识。尽管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难以与男性抗衡，女性的生命意识依然是微弱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女性就有理由放弃对生命理想的追求。她坚持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应具神圣而崇高的生命理想的情怀。 苏青的短篇小说创作，大都也是以自叙传的方式，以切身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来思索女性人生，寻求女性自我的理想存在。在《蛾》中，她生动刻画了一个因性饥渴而苦闷到极致的女性“明珠”。她是一个焚身自毁也要触摸现实，并在现实中涂上一片墨迹的“疯狂”的女性。她与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有了尴尬的性关系后，虽然自己已经感到“在他的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分存在”，[4]然而在经历痛苦的流产之后，表示还想做扑火的飞蛾，并认同“只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闹”的爱欲哲学。在苏青看来，什么是女性的生命理想，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身边“脚注”。因为人在“各种阶段的存在理念，都是求生意志的客观化”，[5]63而“性欲是一种最激烈的情欲、是欲望中之欲望、是一切欲望的汇集，而且，如获得个人式性欲的满足——针对特定的个体就能使人觉得有如拥有了一切，仿佛置身于幸福的巅峰，或取得幸福的王冠似的；反之，则感一切都失败了”。[5]68作者正是率真大胆地借性(sex)加以渲染，表现出女性的本真愿望，从而抵达对女性生命压抑的体验性抒写。这也许是被客体化的女性主体独特的寻求自我存在的最有力的方式吧？正如日本与谢野晶子夫人所说：“妇人描写妇人自己的心理，最能够使人有感动的地方，因为这是妇人自己描写自身的心理缘故。”[1]622可以说，这是苏青将其独特的人生体验，加以艺术表达而展现女性生命理想的一种叙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