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界对百年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广泛展开和深入进行，有关现代同人刊物的话题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从研究现代社团流派的存在状况和价值意义的角度，同人刊物无疑是考察其形成和演变的首要入口，也是考察其思想宗旨和艺术追求的重要途径。换言之，同人刊物是作为社团流派的存在形式而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研究对象。而如果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一思路上去考察现代同人刊物，则会发现，编辑同人刊物活动本身所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取向，正直接和有力地生成并推动着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同人刊物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对“官方”和政治权力意志的抵抗，标明了同人刊物与生俱来的反专制精神特质。由此可知同人刊物在思想解放文化宽松的时代能自由生长，反之则零落凋敝的原因。正因为同人刊物与专制文化在思想上的不相容，便注定它在20世纪中国的风雨历程中生存艰难、命运多舛。此论题下，胡风和他编辑的同人刊物依然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案例。 个性源自个体，文学是个人的事业，个性即为文学创造的标记。“同人”即相同志向的人，思想和艺术主张相通或相近，相互交流、碰撞、支持和呼应，形成一种个性的聚合与强化。落实为同人刊物时，便一定是有范围，或者有圈子的。继而形成的文学社团或流派，也是如此。 同人之间一定是求同的，不同就走不到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面对一个大的时代和社会，尤其是面对政治强权力量，同人刊物的创办，其目的却是为了求异，是为了以一种凝聚为团体的力量和姿态，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独立思想和价值追求。知识分子因倡导新思想而开辟同人刊物为言论阵地，使得同人刊物总是出现在时代变革的前端，也先天具备了思想先锋性和文化异质性。现代意义上的同人刊物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的时候，突出一个“新”字，其破旧立新的思想观念和办刊宗旨，引起李大钊、刘半农等同道的共鸣，《新青年》以自觉的同人刊物的形式不断发出时代的新声，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其后，《语丝》、《现代评论》、《新月》、《现代》等同人刊物陆续出现，他们各自打出自己鲜明的思想和艺术主张，在政府体制之外形成了独立而新异的言论空间，影响乃至构成着社会的变革，同时以各自不同的色彩汇聚成五四时代自由多样的文化景观。 胡风的独立个性使他很早就有了开拓自己文学和言论阵地的自觉意识。读中学期间曾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刊物《新蕲春》，初步显示出胡风的编辑兴趣和组织能力。左联时期，胡风得到鲁迅的言传身教，编辑过《木屑文丛》和《海燕》，鲁迅离世后与冯雪峰、茅盾等一起创办《工作与学习丛刊》。在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普遍认同并热衷同人刊物的背景下，有了鲁迅编辑思想的影响，有了几次主编刊物的经验，胡风在抗战发生后的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创办《七月》和《希望》，应该说是有充足信心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抗战后的社会和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主动或被动，家国使命促使知识分子的角色职能随之进行着新的调整和转换。战争形势下很多大刊名刊都停办了，当时最紧缺的是能配合抗战、鼓舞民众、适应战争需要的刊物，而并非五四时期那种一味彰显个性色彩的同人刊物。也就是说，当胡风卯足了劲儿要办一份“自己”的刊物时，已经不再是五四时代那样适合于同人刊物生存的环境了，同人刊物自身的特质和特定时代的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创刊后的《七月》既似同人刊物，又不完全是同人刊物的特殊面貌。 胡风创办《七月》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七月》的发刊，本身就有纪念“七七事变”的意思，抗战的发生带给胡风办刊的契机，胡风在发刊词中声明：“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面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①而从刊物登载的作品以及刊物的整体风格上，也完全可以看出《七月》是一本适时而生的战时刊物。另一方面，胡风看到战争带来的新文学传统的断裂、分化和转向，他迫切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弥合断裂，续接传统。所以他说：“我景仰能够以拿破仑比拟的用笔的英雄，因而愿意替这样的英雄将坛搬运一点泥土；我相信新文艺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将来，因而愿意架起一道通到这个将来的，虽然太小但也许可以是聊胜于无的暂时应急的桥梁。”②此外，从胡风对编辑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想要办一份完全独立自主，一切都自己说了算的刊物来看，这种内在的实现自我的欲望，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强大的推动力。而我们以往的研究，却往往对这种编辑者个人的情结和诉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木屑文丛》和《海燕》是胡风在鲁迅指导下编辑的。与冯雪峰、茅盾合作的《工作与学习丛刊》，虽然主要由胡风负责，但他仍感到受人牵制，感到不自由，胡风坚持自己的选稿标准和编辑方针，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最终导致和友人难以合作乃至争吵翻脸的难堪局面。所以，胡风痛切地感到，纵然是在神圣的战火中，也非得有自己的阵地不可。胡风的另起炉灶，是他不愿屈就别人的倔强个性所致，也是在文坛受到冷遇后急切地寻找同道知音的实际行动。 可见，胡风的办刊方针和编辑态度是他创办《七月》的先在原因，而且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到底。胡风办刊物是自费自编，很长时间内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他曾对路翎说：“我自信是在艰苦地走着一条路，同情我的‘友人’当然是为了在一条路上或愿意在一条路上的原故。”③胡风是坚持把《七月》当作同人刊物来经营的，他努力把“为抗战服务”和坚守鲁迅开创的新文学路向两个使命纳入到自己的编辑系统中，却坚决反对把《七月》办成指导整个抗战文学运动的机关刊物。“机关刊物”的建议是冯乃超在1938年5月29日胡风主持题为“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提出的，他认为“《七月》应该成为抗战中文艺运动的指导杂志”，胡风说不可能，并解释说：“我所说的‘同人杂志’是指编辑上有一定的态度，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说的，这和网罗各方面作家的指导机关杂志不同。第一，我以为，用一个文艺态度号召作者读者，由这求发展的杂志，对于文艺运动是有用的，第二，《七月》的工作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向，恐怕很难得开始，第三，《七月》也并不是少数人占领的杂志，相反地，它倒是尽量地团结而且号召倾向上能够共鸣的作家，尽量地寻求新的作家，例如开始没有写稿的作家现在写得很多，例如东平艾青等；许多新作家的出现更不必说了。这是一个方针或方向问题，我平常谈话的时候，是使用‘半同人杂志’这个说法的。”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