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北京文学》举办了一个青年作者改稿班，希望借此发现新人、新作，余华本不在这批青年作者中，被临时邀请来参加。①接到邀请的余华手头尚没有可以带到北京的合适小说，便以很快的速度写了一篇短篇，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篇急就的小说成了这个改稿班上的“明星”小说，得到《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和副主编李陀的一致肯定。这篇给余华带来好运的小说在日后被誉为他的成名作，它被写进当代文学史，被编入不同版本的“余华作品集”，成为余华写作史上尤为值得标记的一点。当余华不断回望自己的创作道路，当无数的研究者频频探究余华的历史时，这篇小说便具有了原点的意义，一次次被追溯者提及。它便是《十八岁出门远行》。 《十八岁出门远行》写于1986年下半年，虽然经由青年作者改稿班进入《北京文学》，但《北京文学》并没有将它与改稿班上的其他稿子同时发表，它被提前刊发在1987年第1期的头条，这个位置足见该杂志对其的重视。我们今天重读这个作品时，也许再也感受不到李陀和林斤澜当年初读时的兴奋，但也不至于觉得“干巴巴的”②，毕竟它被余华写得很生动。在没进入到“先锋”语境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被讲得莫名其妙，一旦获得了文学史常识，又容易习惯性地按照文学史上对“先锋小说”的说明来套解这个作品。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暗含深意的故事来解读，如唐小兵一样在某些细节上纠缠涵义，③那么创作者余华可能要得意得发笑了。面对这样一个故事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情节被扰乱得因果失调的小说，我最大的疑问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何以被公认为余华的成名作，这样一篇看似如此简单的小说，何以成为不断被提及的重要作品，之于余华、之于“先锋小说”，它发挥了哪些秘而不宣的作用，它的被“经典化”又与“先锋小说”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 一 作为经历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提出了认识历史的三种路径，这三种路径即为事件、经历和神话。作为事件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经历的历史是当事人讲述、记录的历史，作为神话的历史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④在这里，我希望可以有效借用他的方式来考察《十八岁出门远行》，看一看作为经历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作为事件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会分别透露出哪些信息。 在余华的各种版本的文集中，《十八岁出门远行》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一篇小说，却不是他的处女作，在此之前，余华已经是一个有四年发表史的文学期刊作者，其小说可谓题材丰富，总体上流露着淡淡的哀伤，大多表达的是人生细微的情感滋味，有的小说如《竹女》明显带有汪曾祺的痕迹，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汪曾祺和川端康成的激发下开始写作的，⑤基于这一点，他早期的小说与当时的潮流文学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余华日后的追述中，《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前的这些作品被他选择性遗忘，不予追认，它们被作者视为“自我训练期”⑥的小文，被排除在作家的写作史外，这样会使我们产生某种错觉：仿佛余华是在1987年突然横空出世的，仿佛他一出手就恰到好处地创造了一篇所谓的“先锋小说”，在此之前，他没有历史。而作为当事人的余华也一再把《十八岁出门远行》视为自己写作的起点，将之前的一切文学活动视为前史。查看他的“前史”会发现他与马原等作家明显不同，马原在1985年以前就写作带有实验性的小说，而余华1987年之前的作品虽然未进入到“伤痕”、“反思”、“改革”(写过一篇改革文学，纯粹是为了能发表)的潮流中，却明显不具有实验性。可以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第一篇具有实验性的小说，之前他的写作风格稳定，并没有相关的练笔，这样的话，《十八岁出门远行》诞生于余华之手就多少要使人感到意外了。 余华之所以能从小镇卫生院的牙医成长为著名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不断反省自己的写作。1983年余华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到《北京文学》改稿，1984年他如愿以偿地从小镇卫生院调到了海盐县文化馆，并在1984年于《北京文学》《青春》《东海》等颇具影响的杂志上频频发表作品。然而，正值春风得意的余华却旋即为自己的创作道路忧心，在1985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第5期的创作谈《我的“一点点”——关于〈星星〉及其他》中余华既为自己作品的“太浅”、“太小气”辩驳，也不无忧伤地吐露着对自身创作的疑虑，辩驳中实则蕴涵了检讨的成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十八岁出门远行》前自己的创作尚不够了然，也不太满意，他还未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书写世界的方式。《十八岁出门远行》无疑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写作路向，在以后的追认中，他一直把这篇小说视作找到适合自己的叙述风格和理想写作状态的开端。而他之所以能走出创作的瓶颈期，按他自己的解释，是“阅读”拯救了他，阅读的扩展为他开辟了写作的新路，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他邂逅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则直接诱发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诞生。余华在读过《乡村医生》后，突然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⑦“这样”的涵义便是故事可以完全没有因果逻辑，作家想让人物、情节怎样，人物、情节就可以怎样。余华最初在卡夫卡这里学到的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纯“自由”的叙述方式，这对于一个绞尽脑汁编故事、努力把日常经验审美化的不成熟作者无疑是精神和技术层面的双重解放。学到了表述的方式是不够的，还需要找一个故事来实践这种方式，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余华这样描述他当时的经历： 那个时候(1986年)我们中国的报纸已经有晚报了，我在一家地方报纸上读到了一条小消息，就是有一车苹果，在去新昌的路上被人抢了……我读了以后就想干脆就写抢苹果吧，我反正没有什么可写的，就要去北京开笔会了，要带稿子去，我那个时候发表作品还不是那么容易，根本没有约稿，谁会向我约稿。……于是我就写了抢苹果的故事，无意中写出了我第一篇真正重要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写作过程非常的愉快，半天时间就写完了，写到最后，我发现写作带着我走了。⑧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用新的形式写故事的第一次尝试，具有试验品的性质，所以他也不确定这篇小说的优劣，想必他带着小说来北京时也是既有所期盼又惴惴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陀之于余华的先锋写作、甚至整个写作生涯便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据余华回忆，李陀看过小说后认为余华“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⑨，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尚在摸索阶段的写作者无疑是极高的褒奖，余华后来讲，李陀的这句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并使他越写胆子越大。⑩应该说，自此余华才从一个青年写作者蜕变成一个作家，并且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具有先锋意义的作家。如罗贝尔·埃斯卡皮所说，“作家之所以获得文学意义、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那是在事后，在一个站在读者立场上的观察者能够察觉出他像一个作家的时候”。(11)更何况在李陀这样一个“权威”读者眼里，这种位置的确认更是对其作家身份和地位的确认。《十八岁出门远行》之诞生，是余华从业余作者转为专业作家的关节点，为他正式成为先锋小说家提供了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