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年周折的电影《白鹿原》终于以剪辑版公映了，电影这种强势传播媒介促使大家重新将目光聚焦于“白鹿原”。我借机重读了一次原著，加深并厘清了某些蒙昧的感受。《白鹿原》我至少买过三次。第一次是趁热打铁，但书被一个师妹借走未还，对我从书架上抽下书的样子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又买了一本，但没看过就不见了，书长什么模样全无印象。再买是在当了老师之后，上课会不断涉及这个作品。我重读的即是这个版本①。 二十年过去，经过诸多西方现代文艺作品的洗礼之后，曾经令二十年前那个大学生无比激动的《白鹿原》已经今非昔比了，情节的枝蔓、人物出入的随意以及细节上的硬伤等等毛病都清晰地呈现出来，但瑕不掩瑜，作家的文学抱负、与电影对照之后益发彰显的丰富，尤其是与最近二十年来长篇乡土文学小说的比较让我有更深邃的感慨，作家的家国情怀、对土地的感情、对农民命运的忧戚是岁月永远不能磨蚀的光辉。 小说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显然，“史”是一种号召，是作者的理想和信念。作为一位受“十七年”文学审美范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作家，宏大叙事对陈忠实有无比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宏大叙事有效地将个人、家族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杰姆逊主张以民族国家寓言来解读第三世界国家的文艺，他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讲述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②《白鹿原》尤其适合以民族寓言的理论来解读，因为作家本意就是要通过一个村庄写出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命运。《白鹿原》远承《红楼梦》开创的家族叙事传统，近接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本土资源，小说从19世纪末一直写到解放战争横跨半个世纪，将民族历史落实到平原上的一个村庄，以白、鹿两家的复杂纠葛为主线串起整个现代民族国家风云变幻的道路，开创了乡土文学的又一高潮。而且此后这种重现波澜壮阔的生活场景的笨重而结实的叙述方式和叙事雄心几乎被当代作家放弃了。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所有关于历史叙述的冲动也意在当代。写作时间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主动对西方敞开大门，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焦点，民众对精神生活的兴趣持续下降，西方文化消费主义大面积涌入，古老的东方文化再度受到挑战，对文化出路的焦虑、对中国何去何从的思考催促作家开始将视点深入历史深处。作家穿过一个世纪的历史甬道直接返回到20世纪初扑朔迷离的历史现场，打量古老东方文化当时如何经受西方的刺激与碰撞，从而获得新生。 一、作为乡土中国的隐喻 托尔斯泰曾说：“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作为世界的基本细胞，作为主体感知的源头和存在的基础，村庄提供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本图式，成为我们想象世界的依据。正因为如此，20世纪，乡土文学几乎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③“白鹿原”就是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乡土中国的隐喻，小说倾注了作家对农民的深情和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儒家文化至今存活的最积极的部分，个人主动将自身的命运与集体、民族国家联系起来，使文本既有“小我的亲切”，又具“大我的普遍”。“修身”与“齐家、平天下”并重成为个人终生不渝的使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化为个人出路框定了边界。在《白鹿原》中，知识分子朱先生即为修身的典范，被原上的人们视为圣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他是文本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精神符号，血缘上他是白嘉轩的姐夫，实质上他是族长的精神导师，白嘉轩碰到任何重大难题都向他请教，白雪覆盖的清晨，白鹿在慢坡地显形给六娶六丧后处于人生谷底的白嘉轩，但只有朱先生看出来那是“鹿”，是美好的精灵，此举改变了白家的命运，也扭转了白、鹿两家的悬殊地位。 处于公共空间的朱先生是源远流长的白鹿书院的主持人，不管政权如何变化，所有的当政者都给他“面子”；他修县志，他掌握本县历史的叙述立场和叙述话语，也就是说他拥有评价当权者的话语权。颇有意味的是从“共匪”到“共军”这个前后不一的称呼所展示出来的明显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追求客观的历史叙事所忌讳的，但是朱先生不回避他的价值立场，不忌讳与当权者的价值差异，也间接地坐实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叙述逻辑。 朱先生的只言片语被叙事赋予神的未卜先知的功能，他一眼就能窥探到人心底的欲望世界，大至一方水土的安定、小到一头黄牛的走失，人们都希望从他身上获得启示。他重气节，讲情操，力主简单生活，以修身为本，并奉劝世人“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齐家、治天下者均须修身，修身者方能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社会制度下最普遍的信条。朱先生是这个信条的践行者，他为白鹿原立《乡约》，这个乡约的内容反映了旧时知识分子的理想秩序：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和“礼俗相交”等内容，这些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基础在此后连续的革命中不断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是双重的：既有对刻写乡约的石碑的形象破坏，也有心灵对乡约精神的背离，前者的破坏是形式性的，而后者的破坏恰是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