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的放映及其引发的广泛争议，无疑是2012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这部既非由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超一流导演执导、票房和口碑也说不上出色的电影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原因无疑与其显赫出生有关——它改编自一部创作于20年前并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里程碑”的同名长篇小说。因为这一原因，相关质疑主要围绕电影与小说的比较展开，诸如“改编是否体现了原著精髓”、“电影剪辑是否过于突兀”、“视听元素是否喧宾夺主”等等①——电影的失败似乎进一步衬托了小说的成功。电影《白鹿原》的第一任编剧芦苇在一次记者访谈中更以痛心疾首的口吻，发出了“以中国电影人的现状，还是不要碰《白鹿原》吧”②这样的感叹，表达出对中国电影的绝望。显而易见，这部被期待已久而又命运多舛的电影带给观众和批评者的思考是多层面的：从电影的删节审视当代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并引发关于文艺制度的反思，从导演的艺术观念与操守讨论当代中国艺术家甚至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从电影与小说的不同展开文字媒介与影像媒介的比较，讨论新媒介乃至大众传媒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而对于中国思想界近年“重返1980年代”的工作而言，电影《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使我们不仅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电影的“失败”与小说的“成功”，更可以由此展开有关两个不同的“讲述故事的年代”的比较，并进而审视和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 在“文革”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类似于《白鹿原》这样问世至今近20年一直受到好评和关注的作品并不多见。它不仅获得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而且在不同机构评选的“百年百种中国文学图书”中也始终榜上有名。一部小说能获得如此经久不衰的声望，在评论家的眼中，自然是由于其独创性——“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③。然而，在笔者看来，仅仅从这一角度讨论《白鹿原》的成就，可能会忽略了这部作品与1980年代主流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忽略其对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政治无意识与情感结构的凝聚与表达。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并不需要过多的提示，就能够看出《白鹿原》与1980年代文学的联系。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诸如“伤痕—反思文学”开创的后革命时代的“去革命化”叙事，“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皈依、“新历史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对历史的人性化与欲望化处理，以及“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手法，都在小说《白鹿原》中一一呈现。尽管这部小说与读者正式见面的时间是1993年(先是在《当代》连载，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但将之理解为1980年代的作品，理由是充分的。不仅因为《白鹿原》的构思和写作都发生于80年代④，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小说对80年代“去革命化”这一“去政治的政治”的集中表达。就思想和知识而言，《白鹿原》谈不上创新，它以80年代的历史观重新组织历史，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容涵了传统与现代的博弈、既新且旧的中国故事，也像一个收纳箱，为我们保留了在当下中国已经被幽灵化的80年代的思想遗骸。 作为“后革命时代”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去革命化”在小说《白鹿原》中得到了集中表达。白鹿原是个你争我夺的“鏊子”，又是一个反观中国现代政治的巨细无遗的“镜子”：勤劳善良的黑娃——白鹿原上第一代赤色分子，由“风搅雪”涉足政治，此后，便被强劲的社会风浪冲来荡去。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解放战争中因立有策划起义大功而官居副县长之后，黑娃竟被县长白孝文暗中诬陷惨遭镇压；而混入革命、三心二意又狡诈阴险的白孝文则如鱼得水，悠然自得；天真、纯朴的白灵，为革命背叛封建家庭，在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因为在敌占区难以藏身才被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却在一次根据地的清党肃反中被怀疑是潜伏的特务而被捕入狱。她在狱中“像母狼一样嗥叫了三天三夜”，当面痛斥这一“内戕”的煽动者“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残害革命”；白嘉轩的姐夫、知识分子朱老爷子，在民国尚有乡绅支持编书开馆，解放后反而书也烧了，墓也砸了……几十年过去，小说里的原上人所经历的政治运动无不以闹剧方式开始，又无一例外地以闹剧收场。读者不禁要问：这是哪门子的“解放”？ 这样的《白鹿原》，彻底改写了20世纪50到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所建构的阶级对立。对于熟悉20世纪革命历史叙事的读者而言，小说《白鹿原》的解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其对象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等一系列革命史诗小说，与《红旗谱》的冲突更是短兵相接。作为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1957年出版的《红旗谱》表现的是中国农民的成长史，描写的是与《白鹿原》同时代的生活在冀中平原上的朱、严两家三代农民的生活史和革命史，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与地主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一代农民朱老巩为了捍卫锁井镇的48亩公田而与地主冯老兰发生冲突，失败后吐血身亡，朱老巩的儿子朱老忠被迫远走他乡，若干年后回乡复仇，通过江涛、运涛等朱严两家的下一代结识了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与下一代农民一起成长为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走上了阶级斗争的战场。这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朱老巩代表的第一代农民赤膊上阵，走的是自发反抗的旧式农民的道路，因而必遭失败；朱老忠代表的第二代农民是一个成长中的农民群体，从个人反抗走向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中国农民经历着艰难的现代性转换；第三代大贵、二贵、运涛、江涛生逢其时，是觉醒起来的农民形象，已经成长为革命的主力军。 在小说结构上，完全可以将《白鹿原》视为对《红旗谱》的仿写⑤。两部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都是从晚清到现代，地点都是在中国的农村——《红旗谱》发生于冀中平原，《白鹿原》则是在陕西的关中平原，故事的主体也是两家三代人的故事——《红旗谱》中是朱严两家，《白鹿原》是白鹿两家，更为重要的是，两部小说都以两个家族中的第二代农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承载和表达作家的历史观——《红旗谱》中是朱老忠，《白鹿原》则是白嘉轩……尽管有这么多的雷同之处，历史观的差异，则使同一代农民在不同的文本中命运迥异。虽然白鹿村村民之间经济地位十分悬殊，只有白鹿两家拥有大片的土地，其他人大多靠扛活维持生计，但各安天命，农民都将为地主打工看成天经地义。小说中的地主士绅不仅没有了剥削者的残忍，反而是道德的典范，他们正直、善良、勤劳、庄严，是不折不扣的忠义之士。主人公白嘉轩对待“长工”鹿三，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兄弟”。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不再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充满浓浓温情的家庭气氛和伦理亲情——一种超越了抽象阶级叙述的日用伦常。与此相对的是黑娃这一批革命者，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道德缺陷：如黑娃打断曾经出资供自己读书的白嘉轩的腰杆，行止显然和仁义搭不上边；鹿兆鹏虽然因不满包办婚姻，和妻子没有感情，但对于那个没有丝毫过错、尽心尽力侍奉家人的妻子的决绝和断然的冷漠，似乎也丝毫不能唤起读者的同情和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