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丙崽的“生长” 这篇文章的念头，来自今年读到的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题为《〈爸爸爸〉——赠送给外界的礼物：“爸爸”》的文章①。当时给我的触动是两点。一个是《爸爸爸》的修改。文章指出，1985年《人民文学》第6期的本子，在收入小说集《诱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版)的时候，作者“稍微有些修订”，但差别不大，大的修订是2006年②，修改本收入“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③的《归去来》卷中。鉴于修改幅度很大，加藤三由纪有这样的判断：“新版本与其说是旧版本的修订，还不如说是重新创作”，“新版本《爸爸爸》包含着21世纪的眼光”。在此之前，我虽然也知道《爸爸爸》有过修订，却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改动。而国内的批评家、研究者这些年在谈论这篇小说的时候，也大多没有注意到版本的这一情况，并不说明他们征引的是哪一个版本。加藤教授告诉我，日本的盐田伸一郎早就对《爸爸爸》的修改写过文章，文章中译也已在中国发表④。很惭愧，我却不知道。触动我的另一点，是“赠送给外界的礼物”这样的说法。“作为一个读者我对鸡头寨山民的‘想象力’(一般叫做‘迷信’)感到惊讶，对丙崽也感到钦佩。”亲切、钦佩这些词，用到丙崽身上，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自然感到突然和诧异，这跟我读过的不少评论文章的观点，与我以前阅读的印象，构成很大的反差。 由这两个方面，我想到“生长”这个词。文学作品，包括里面人物，它们的诞生，不是固化、稳定下来了；如果还有生命力，还继续被阅读、阐释，那就是在“活着”，意味着在生长。或许是增添了皱纹，或许是返老还童；或许不再那么可爱，但也许变得让人亲近，让人怜惜也说不定。“生长”由两种因素促成。文本内部进行着的，是作家(或他人)对作品的修订、改写(改编)。文本外的因素，则是变化着的情景所导致的解读、阐释重点的偏移和变异。后面这个方面，对韩少功来说也许有特殊意义。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言，他的小说世界里，留有读者的活动、参与的空间，读者是里面的具有“实质性的要素”，“读者似乎被邀请去作一种心智旅行……或者被邀请去搜集和破译出遍布在小说中的线索、密码”。⑤ 二 80年代的解读倾向 《爸爸爸》诞生后的二十多年里，各个时期、不同批评家有许多相近或相反的解读。如果按照阐释倾向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划分，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作品发表到80年代末，另一个是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这些年。 在80年代，对《爸爸爸》，对丙崽，最主要并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在现代性的启蒙语境中，将它概括为对“国民劣根性”，对民族文化弊端的揭发、批判。这样的理解，典型地体现在严文井、刘再复两位先生的文章中⑥；他们的论述，也长时间作为“定论”、“共识”被广泛征引。他们指出，鸡头寨是个保守、停滞社会的象征；村民是自我封闭的，“文明圈”外的“化外之民”。对丙崽这个人物的概括，则使用了“毒不死的废物”、“畸形儿”、“蒙昧原始”，和具有“极其简单，极其粗鄙，极其丑陋的”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的“白痴”等说法。严文井、刘再复的解读在“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新启蒙框架下进行，这是80年代知识界的普遍性视野。在这样的眼光下，所有的人物及其活动，都在对立性质的两极中加以区分。因此，刘再复认为，鸡头寨的村民，都具有“用无知去杀掉有知，用野蛮去杀掉文明”的共同心态。而“父亲德龙”和丙崽娘也被判为分属对“苟活”的山寨传统有所怀疑的有知者和“鸡头寨文化顽固的维护者”的对立阵线的两边。这一解读方式的共通点是：强烈的“文革”批判的指向性；在文学史“血缘”关系上把丙崽和阿Q连接；与当年诚实、怀抱理想的作家、知识人一样，把批判引向自我的反思⑦。 80年代对《爸爸爸》其实也存在另外的论述。它们或与上述主流观点相左，或是关注的方面不全相同。但这些不同的零碎论述，因为难以为思想、审美主潮容纳，它们被忽略、被遗漏。比如，一般人对“猥琐和畸形”的丙崽和丙崽娘感到嫌恶，而曾镇南倒是对他们有同情和理解。他说，要说阿Q的话，那也不是丙崽，而是仁宝；丙崽娘和仲裁缝“他们的内里，却是人性的善和勇”⑧。 在80年代的评论中，李庆西的一些意见，当时没有得到注意，也是因为他有着某些逸出“共识”的发现。他指出，作品在美感风格上并不单一，它集合着调侃、嘲讽与悲壮、凝重的诸种因素，它们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他并不否定这个故事有着“文明与愚昧冲突”的含义，“诚然是一些愚昧的山民，做出一些悖谬的事情”，但“其中精神的东西”却并不能在愚昧的层面上做轻易的否定。他说，在祭神、打冤、殉古等场面中，也能看到“充满义无反顾的好汉气概”。谈到小说最后的鸡头寨迁徙，说那并不是意味着失败，这是“寻找新的世界”的“何等庄严的时刻”⑨。李庆西发现这是一个“开放性”文本；在主旨、情感、态度上存在多种互相矛盾的因素。 另外的偏离80年代主流倾向的解读，表现在一些外国批评家的评论中。法国的安妮·克琳用“诘问”来指认韩少功《爸爸爸》的美学品格：“他想证实除了被描述过的或被发觉过的可能性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以及对一些定论仍然可以提出疑问”，他的表达方式“与封闭性无缘”。这和李庆西的说法有相通之处。与此相关的论述，也表现在《韩少功小说选集》英译者玛莎·琼的论述中。她说这是“一个对中国的命运提出严肃警告的寓言”：“山村及其芸芸众生可被看作象征性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他们的眼光是向后或向内的，被传统和过去文明的荣耀拖住了脚步”，不过，作品又不仅写的是失败，写的也是胜利，“人类灵魂的胜利”；“人们的确失败了，但他们却以尊严和坚毅接受它。如果失败中没有恢弘，那么也就没有令人痛惜的悲哀……”⑩ 三 忽略部分的彰显 到了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对《爸爸爸》和丙崽的评述，虽然大多仍沿袭着80年代那种批判“国民性”的认识，但在一些重读的论著里，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为80年代已经露出端倪却未被注意的观点的延伸。特别是对文本的开放性、复杂性的重视、强调。这种变化虽然有解读者各不相同的原因(人生体验、“知识配置”、审美取向)，但可以看出他们也共享着90年代后反思西方中心的现代化话语的时代思潮。其核心点是，从不同角度质疑将《爸爸爸》看成是单一的“国民性”批判叙事，而在文本内部多元性的基础上，挖掘其中隐含的某些“反向”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