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3969/j.ISSN.2095-4662.2012.06.010 [中图分类号]I210.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662(2012)06-0039-13 每一个文本都凝聚着作者独有的审美意趣：不论是人物刻画，还是题材选择、文章架构，都散发着作者对“诗”的理解、对“情”的寄托和对“美”的构想，它代表着作者美学系统的独特价值倾向。正如高启在《独庵集序》中所说，“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研究一个作品特有的审美意趣，就是深入作品的文风旨趣、作者的心灵深处，去探寻该文本特有的“情”与“妙”。 鲁迅的作品通常都飘荡着一种一言难尽的审美意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而他的《故事新编》的审美意趣体现出的更是一种交融、驳杂的样态。文本不论是在书写姿态上、情感倾向上，还是文体特征上，都极具鲁迅的风度特征，它吸引着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探讨。 一、“民间”表达：走向现实的历史与反思历史的现实 近年来，有关鲁迅、“五四”一代及其后来者的民间化表达的研究逐渐升温。的确，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总能够找到与那种冠冕堂皇、宏大典雅的官方话语相对立的一种细致现实、地方乡土的“民间”表达方式。但我们之所以要在民间一词上加上引号，是因为当我们细致考察，会发现这种表达方式背后的杂语。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准民间”或是“拟民间”的审美趣味。正是这种审美趣味，一方面以底层、民间的姿态嘲讽着官方、正统的表达，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个来自民间而又反思民间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冷静观察。 (一)凡俗化的想象 在《故事新编》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小说将我们熟知的神话英雄人物身上的神秘光环抹去了，而方式是增加大量日常生活细节的描摹。最典型的是小说中对各类“吃”的描写，在小说中到处都能找到吃的踪迹，我们似乎才发现圣贤们也是要“吃”的，而且“吃”对于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要为了“吃”而奔波。 《补天》里后羿和嫦娥每天不得不吃“乌鸦肉炸酱面”，即使要去追回嫦娥，后羿也要仆人先“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烙五斤饼来，给我吃了好睡觉。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非攻》中，墨子出发前，先想到的是做好路上的干粮——包袱里是自己准备的冒着热气的窝窝头；而《采薇》甚至就是讲一个关于“吃”的故事，且不说文中伯夷叔齐对薇菜的采摘和煮、烤、炖、晒的细致描写，食物还反映着时局的变化——“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食物甚至也成了描述时间的方式——“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散”；《出关》里《道德经》摆在了关尹喜的堆满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的架子上；《起死》里死而复生的汉子嚷嚷着自己的白糖南枣；《理水》更是出人意料地大写特写官员学者们的宴席。这些在源文本中是找不到的，以“吃”的视角看待《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似乎沉浸在“吃—食物”的海洋里。 用“吃—食物”来昭示一种民间话语形态，可能成为学者们的一种研究思路，因而引入巴赫金“狂欢化”的视角，成为一家之言也顺理成章。的确，巴赫金理论体系中关于“吃”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故事新编》有着不小的帮助。“这个肉体来到世界上，它吞噬、吮吸、折磨着世界，把世界上的东西吸纳到自己身上，并且依靠它使自己充实起来，长大成人。人于客观世界的接触最早(着重号是原文所加——论者)是发生在能啃吃、磨碎、咀嚼的嘴上”1]320，“吃”这个行为在巴赫金那里被赋予了很高的意义：人和世界的联系最早是通过吃来完成。只要人还要“吃”，就无形之中承认了自身的物质性。 人自身的物质性为人的发展设置了一种“局限”，人必须通过吃才能存活，人格的伟大、精神的高尚也都要建立在有食物可以吃的基础上，但另一方面，这也显示出一种平等，在“吃”这一行为上，再高妙清玄的圣人英雄也必然有“凡俗”的一面。而如果这种人还有“凡俗”存在，那将是可喜可贺的——“这种人与世界在食物中的相逢，是令人高兴和欢愉的。在这里是人战胜了世界、吞食着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吞食”[1]320。 遗憾的是小说中的人们却“偏是谋生忙”(《奔月》)，时刻怀揣着被世界吞食的焦虑，嫦娥和后羿的决裂是因为吃；伯夷叔齐要在吃与不吃之间选择；老子或许为没有东西可吃而折返，庄子为了自己有饭吃，不肯施舍汉子；大禹过家门而不入，是为了百姓不吃“榆叶”和“海苔”、被老婆当众骂街；墨子为了保住“宋国的所有饭碗”而几乎敲碎了老友公输般的饭碗，自己干粮吃完了，还是得回家。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凸显的是有关“生存”的主题，这就跟巴赫金的狂欢化的民间视角下的“吃”异趣：巴赫金的吃是一种狂欢的“筵席形象”，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意义上的活动，筵席上夸张的戏谑和诙谐表现文艺复兴精神对人的肯定[1]321。而《故事新编》中的“吃”是一种“个人性的”、“生存意义上”的活动，他要体现的是存在者作为一个“人”在异己的世界中带着韧性的挣扎。 人活着要吃食物，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也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重复发生的事情，但也因为如此，这些事情“过于”普通琐碎，不具有某种崇高感或典型性而通常不被史家(作家)纳入记载(描写)范围，但是在《故事新编》中却得到了这样不厌其烦地、重复细致地描写。当我们困惑于作者为何要将古代小说“还原”到这一步来写时，鲁迅却告诉我们“这也是生活”：“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将日常的细节看作是“生活的渣滓”、“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2]，《故事新编》中写的虽不一定都够得上“战士”的名号，但他们都是历史书中的圣贤。人们羡慕着后羿的神武，墨子的侠义，伯、叔的清高，老子的洒脱，汉子的起死，但是这或许只是他们世界的一方面，他们并非能够不食烟火而独立于人间，人们常常忽视了他们的生存状况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现实、更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