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3)02-0005-12 在1935年末到1936年初，左翼作家面临着一个新困境和一系列新问题。在采取统一战线作为总政策以后，共产党正依靠全民族高涨的抗日热潮蓬勃发展。在最近经历江西根据地丢失、长征中伤亡惨重以及城市中干部叛变、被捕与被杀等一系列挫败之后，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应该扩大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如果它能成功地在大众心中树立起爱国党派的形象，它就不仅能得到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还能得到全民族各个阶层的广泛拥护。自1927年以后，由于缺乏“热点”问题(并非蒋介石镇压)而在“白区”内几乎全部中断的群众运动此刻正在复苏，这让延安的领导层看到了无尽的胜利曙光。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的反日示威活动震惊全国，它的影响力只有五四运动(1919年)和五卅运动(1925年)可以相提并论①。此时的政治及心理环境都有助于共产党发挥其最大优势。爱国主义再次为共产党提供了有利于传播其宣传思想的舆论气氛，并促进了党组织的壮大。通过支持并渗入群众运动，共产党抓住了最好的领导时机，并为己所用。反抗日本侵略是民众的诉求，这看起来与共产党的政策完全一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在1932年2月就宣布了对日作战②，而那时的国民党政府却纵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一个又一个省。但此时已无暇责备国民党，民族的命运只有通过全民族的联合才能被拯救。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最迫切看到的是停止内战(蒋介石称其为“剿匪战争”)，建立全国性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这些正是王明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强调的几点③，在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后，便已作为口号获得了广泛传播④。抗日战争代替了阶级斗争，团结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代替了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如此逆转，无疑使得深植于心的马克思主义迷惑费解。但这就是党的路线，而党也无疑是为无产阶级的最大利益说话的。 于是，怎样“左”便成了当时上海左翼作家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至少这是困扰鲁迅的一大问题，而对于其他一些总是服从命令或随波逐流的左派人士来说，“革命文学”是很容易变成“遵命文学”⑤的。左联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为了统一战线的利益，左翼纲领和口号至少需要暂时停止了。左联在1930年3月2日举行成立大会，鲁迅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成为他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⑥。但现在却没有任何仪式就宣告它的解散，在最后一天也没有任何讲话来表彰它取得的成就。在左联的历史中，也许甚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解散日期。左联就这样随着所谓左翼文学的巨大热情一同简单地消散了。冯雪峰在1936年4月以延安“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工作，他的任务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当时延安新成立的总部之间中断的联系，而他与鲁迅的友谊也在此时重新恢复。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经常向他吐露解散左联的“心情上的矛盾”： 当初(一九三六年初)解散“左联”的时候，自己内部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尤其党员作家对鲁迅先生这样和“左联”有那么重要关系的人，只简单地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而没有和他深刻地研究，这做法是有很大缺点的。鲁迅先生和我谈起时，也并没有否认他曾经同意解散，而且也以为“左联”在它解散以前已经被压迫得很难做什么事情了，但他又几次说过这样的话，并且带着责备的口气：“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⑦ 鲁迅的语气不仅是责备的，也是痛苦的。一条战线——但是又为了什么而战？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他们现在唯一的敌人就是日本侵略者和勾结日本(或许也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汉奸。蒋介石是可以呼吁、争取和联合的人。但对于鲁迅来说这却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因为他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有着如此“深刻的永远的仇恨”⑧。“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⑨鲁迅所说的“投敌的分子”指的是杨邨人及其他已经背叛左翼运动的所谓的“忏悔者”们⑩。重新接纳这些人到统一战线中就好比加入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一样，是难以想象的可怕的事情；但是拒绝他们又和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相矛盾。这就是鲁迅的两难，也是他的疑惑与担心。笔者相信，冯雪峰对鲁迅在1935年4、5月间的印象描述是可靠的。在鲁迅自己的作品中也有充足证据表明，他正努力接受这项新的政策，更准确地说是放弃原则来支持这项政策。鲁迅的爱国心不亚于任何其他中国人(11)，但他也是一位左翼作家。当他的许多战友似乎已经准备好将左翼理想随同阶级仇恨一同抛弃的时候，要鲁迅一下子来调和这两种立场是异常困难的。此时群众运动已在一个接一个城市中蓬勃发起，整个民族都处于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中，但鲁迅却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落伍者”的难堪处境。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加入到队伍中去，但他不能这样做，除非他下定决心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自己的左翼立场。 在1957年的政治清洗运动中，中共的文学史家王瑶批判了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的自负性格：“总之，从这本书中读者只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那就是鲁迅很伟大，但冯雪峰更伟大；至少也是没有雪峰就完成不了鲁迅的伟大。”(12)在笔者看来，就冯雪峰从延安回到上海给老朋友带来的愉快而言，王瑶的批评文章似乎似是而非地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真相。作为一个在长征中幸存下来的战友，没有人能比冯雪峰更生动而有说服力地给鲁迅描述党的力量；作为一个对毛泽东的领导有着绝对信念的老朋友，也没有人比冯雪峰更能打消鲁迅的疑虑。在1935年末，鲁迅和茅盾向延安发了一份电报祝贺共产党成功建立新的根据地，电报中这样说：“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13)但鲁迅对党的新领导人却一无所知。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出和平倡议，并做出让步，是为了准备换取国防政府的建立，鲁迅对此困惑不解。他的脑海中始终缠绕着蒋介石在1927年叛变“革命”的血腥记忆。但是冯雪峰向他保证，这样的情况决不会再发生。陈独秀在1924-1927年间犯下的错误也绝对不会再重演，因为现在有党和红军的力量，更有“毛主席在革命的领导上的许多天才的胜利”的可靠事实。类似这样的谈话一定非常详尽，因为冯雪峰在鲁迅家里住了两个多星期，史沫特莱和萧红也都有在场的记录(14)。而当鲁迅招待他的这位客人时，想必也因此获得了不少高级政治的有用的教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