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3)01-0048-13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鲁迅，1926年，《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0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个革命性的组织，成立于1930年，其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和从事无产阶级的艺术创造”。但艺术却不是他们唯一、甚至主要关心的问题。他们的作品是呈献给阶级斗争，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呈献给“人类彻底的解放”①。因此，他们的政治目标与共产党人是一致的。但这并非纯属巧合。冯雪峰从1928年11月到1933年末一直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左联’，自然是我们党直接领导和支持的”②。虽然江西和其他各地迅速蔓延的实际斗争决定了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命运，然而，由当时上海作家领导的“游击战”③，对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权力斗争的局面有着更为牵制性的影响。他们在文学、艺术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前线展开斗争。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严酷的审查制度，他们还是成功地通过写作影响了很大一批读者。即使他们没有为共产党引进新的成员，也至少为它赢得了同情，并且扫清了任何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阻碍。 左联的斗争逐渐削弱了公众对国民党政府和无党派自由人士的信心，激发了革命精神，并唤起了大众对苏联的赞赏。鲁迅是其中最勇敢的战斗者，最辛辣的批评者，最强大的论战者以及最多产、最积极的报刊撰稿者。尽管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鲁迅仍是其中的杰出人物。他曾一度担任中国文学的教授，在自己的领域内与同时代的任何学者都可能一样博学。他精通日文和德文，并在西方文学知识上有很深的造诣。鲁迅在他的文章和小说中引进了中国散文的一种新风格——简洁有力，思想高度凝练，但又驰骋浪漫想象，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激动人心。这种杂文风格有力地证明了白话未必就是松散无力、低级下流和无病呻吟的。鲁迅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他用这份威望来推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把他的才能、学识和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他所认为绝对正确的事情上。他死后被共产党塑造为“圣人”，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这样评价他：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④ 可以想象，那些在共产主义中国急于表明自己忠于“最正确”的党的路线的文学史家，由于毛的指示而赋予了鲁迅一切英雄的品格。例如，王瑶和刘绶松就夸大了鲁迅在左联的领导权的重要性⑤。实际上，左联的领导权是分裂的。作为杰出的作家和献身的斗士，鲁迅享有其他同路人作家所没有的尊重，但他没有领导任何政党，没有推行任何规章，也没有发布任何教条。以自己舒适安逸的生活为代价，鲁迅显然并不谋求个人的权力或地位，然而他甘愿让自己的名声服务于共产党。其他那些死守教条又不择手段的人在取得左联的实际权力后，采取了一些举措，像鲁迅这样出于个人主义而同情革命的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上海所谓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每天冒着被逮捕、被暗杀甚至组织被摧毁的危险。他们不得不利用“同路人”来掩护其公开活动，这时，鲁迅响亮的名字就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鲁迅自己虽不怕暗杀，但他能够继续在上海安全生活，也说明国民党当局即使看似多么愚蠢，也能够分清同路人和共产党的区别。而1931年在上海被捕并遭处决的五个左翼作家全都是积极煽动和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共产党员⑥。鲁迅依然在反抗，无所畏惧地活着，并且给共产党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直到他在1936年因病去世时，王明做了这样的评价： 当中国共产党经费万分困难时，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将自己辛苦著作得到的酬金借赠给共产党；当中国共产党有些同志被反动探捕追求甚急时，鲁迅曾不顾一切危险而设法保障这些革命战士的安全。如瞿秋白同志曾得鲁迅之助而在上海能隐匿数月之久。⑦ 因此，鲁迅不仅是左联的明星作家，也一度是左联的守护神与幸存的象征。其中最真实的证据是：“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⑧除了所宣称的完全认同的远大目标，鲁迅并没有参加党的定期例会，而且他和党员的交往也是个人的、随意的，他也并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活动和密谋。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和共产党之间的误解和分歧就不可避免，而且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王瑶和刘绶松的书中，对鲁迅着墨甚多，尽管这些叙述并不完全正确，而对于党组织支持的其他领导层却避而不谈。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并不在毛的掌控之下。既然他们不能把左联的成就归功于毛，那么还有比把功劳归于被毛给予最高评价的人更好的办法么？ 鲁迅与左联领导层的合作曾经有段时期是融洽的，这不仅是因为鲁迅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热情，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他和瞿秋白、冯雪峰之间的私人友谊，以及冯雪峰顺应老人的机敏得体。但自从这两人奔赴当时的红色首都瑞金后(冯雪峰于1933年12月抵达，瞿秋白则是在1934年1月或2月)⑨，左联的两个领导层便开始疏远了。事实似乎已显而易见——并不是单单靠留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就能继续与敏感多疑的鲁迅维持良好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