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9-0035-07 在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最能取得学界共识，并作出了较大成绩的应该说是“重返八十年代”。①自程光炜、李杨二人200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系统地阐释“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以来，“重返八十年代”就逐渐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自己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迄今尚没有消歇的势头。 在这场学术思潮中，势头最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以及他的一些博士研究生。②我们以“中国知网”为平台进行检索，2005年以来程光炜发表的以“重返八十年代”为旨归的论文不下50篇(检索时间为2012年10月3日，下同)；杨庆祥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也主要集中于“重返八十年代”，这方面的论文计近三十篇；黄平在这一方面的论文也有十余篇。如果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是“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重镇，程光炜是这一研究热潮的领军人物，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令人奇怪的是，作为“重返八十年代”的另一位倡导人，李杨在这方面的文章则少得可怜。除了两篇著名的文章《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之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他在“重返八十年代”方面的其它文章。 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我们理应对其作出必要的梳理与反思，但是，这方面的文章却十分稀少。就目前所见，罗长青的文章《“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述评》应该是相对较好的一篇。但是，他所关心的问题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学术现象展开的过程以及在“重返”的过程中，不同学者之间产生的共识与分歧。与罗长青不同，在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则主要是“重返八十年代”展开的面向问题。我们想要追问的是这一研究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其侧重点是什么，相对而言又忽略了什么，侧重与忽略之间又显示了“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背后的一些什么问题。 一 为何“重返八十年代” 当我们对“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学术思潮进行审视的时候，为何“重返”是一个无论如何无法绕过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理解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目的之后，我们才能理清在这场初看起来热热闹闹的学术思潮中，哪些研究可以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具有学术自觉的“重返”，哪些则仅仅是打着“重返”的旗号凑凑热闹的散兵游勇。只有看清楚了这场学术思潮的基本形势，我们才可以大体明白这场思潮是否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也只有理解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目的，我们才可以检讨这场学术思潮的成败得失。 第一个目的，破除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学术神话，揭示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进而消除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对立关系，然后以80年代文学为起点，通过上溯与下延，建立起一个“整体化”的话语系统。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李杨的文章《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这篇文章详细阐释了他所理解的“重返八十年代”的目的。李杨认为，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是同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将自己对80年代的反思视为其50-70年代文学研究的延伸。只有在充分揭示8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化解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对立，并进而质疑“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对于李杨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外在于政治的文学，将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对文学的一种片面理解。80年代文学也是如此。他认为80年代针对文学的规训同样无所不在。这种“规训”体现在“文学制度”与“政治无意识”两个方面。80年代的“文学制度”已经不同于50-70年代的文艺政策、文艺斗争，而主要体现为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而“政治无意识”则主要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来实现。[1]45-54通过建立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学术神话就可以破除，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也就不再是以往文学史所认为的“断裂”，而具有了一致性。 李杨的学术构想似乎也就到此为止。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提出更大的文学史一体化的框架。③把李杨的这种构想进一步扩大的是杨庆祥。在《“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这篇短文中，杨庆祥提出“重返八十年代”的一个学术抱负是以80年代文学为起点，向前上溯到“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乃至“30、40年代文学”，向下延续到“90年代文学”，考辨这些文学阶段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其中实际上潜藏着一个‘整体化’的历史视野，但这种‘整体性’，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比如三个‘三十年’、当代文学六十年等说法)，同时也是空间意义上的，所以是一个差异的、缝隙丛生的整体，是一个充满了变化和复调意义上的话语系统”。[2] 虽然提倡“重返八十年代”的学者反复强调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要“重写文学史”，④但是，从李杨、杨庆祥的学术构想中我们发现，其“重写文学史”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实质上在做着“重写文学史”的工作，而要反复强调自己不是要“重写文学史”呢？这样的说法仅仅是一种叙述策略还是有着更深的学术目的？或许，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些知识上的改变，而主要是文学史研究思维方式的更替。显然，他们有着更高的自我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