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作为人生暮年的个人情怀是人类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往往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真诚感动；而当怀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时，则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回归与复古的渴望。其中，也包含有对于当下现实的失望与拒绝。作为一个过来人，当我们述说“八十年代”时，心底里的那份感动和忧伤是后来人所很难体味和理解的。 今天，是一个集体怀旧的时代。有人说，回忆不单纯是一代过来人的年老怀旧情感追忆，而是一种“必要的激情补充”。①而我再补充一句，怀旧是两个时代对比反差后形成的一种价值追求。而且我认为，一个普遍怀旧的时代和全民娱乐的时代一样，都不可能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 新世纪之初，中国文学界对于“新时期文学”亦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关注，本身就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现象。以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②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系列论文，以及陈晓明等人的评论为重要标志，“重返”或“追寻”满载“光荣与梦想”的八十年代，成为了一种不大不小的思想潮流。这如同八十年代所提出的“一切从五四开始”一样，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人们回忆童年回忆青春回忆爱情，很多时候是因为被回忆的时光和情境是永远回不去找不回的缘故，所以说回忆总是美好的。我相信，我们对于八十年代的怀念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老了，很可能恰恰相反。在当下中国文化发展观上，正处于一个人类思想史上罕见的时代：年轻一代指责年老一代太激进，年老一代批评年轻一代太保守！这是一种极其反常奇怪的文化现象。本来“父子冲突”是人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恒定性的母题，是保守与叛逆的一般表述，而这一思想关系在当下中国却被颠倒了过来。如果硬要作出某种解释的话，那就是两代人成长的思想环境不一样。 当代文学的发展就是那么不留情面，在一九八○年代最后的历史节点上，文学与社会一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重金属般的轰响宣告了“八十年代”的终结。社会心理由激昂和深刻而走向平静和平庸。像鲁迅当年一样，严酷的事实彻底轰毁了我过去一直坚信的线性的历史观。虽说伟人们一直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是不断进化的，但是我终于明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比生物界更容易出现返祖退化现象。我一直觉得，历史时代的变化和转换其实就是一种心境，当这种个人心境成为当下人们的一种普遍心境时，就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是社会现实的变化影响到了人们的心境，一个时代的变化才真正完成。只不过面对变化，有时候我们是欣喜，有时候是哀伤而已。过去我们在判断时代变化时，总是以某些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作为标准，其实，更应该注重整体性的社会心理变化，这才是时代变化最深层也最真实的表征。本来是一个复兴的开始，但是没有想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资源和情感动力这么快的就被消耗殆尽。 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直接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涂抹上了相似的色彩，打下了相似的基调，构成了新时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思想环境，甚至直接形成了文学的基本主题。从一九九○年代初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到近年的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的走红，中国文艺的思想基调越来越趋向于与世俗现实合流。我们可以把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老大的幸福》作一种互文性阅读，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明显不是时间性的，而是思想性的。后者没有了前者那种透过“苟活”人生的反思而显示出的庄严和沉重，只有精神麻醉和自我欺骗——面对不幸和不公总是通过“调一调”来获得自我心理平衡。《活着》的作者是跳出苟活人生之外去看人生的悲凉和蒙昧，而《老大的幸福》的编导者则是沉浸于麻木人生当中，自我欣赏着那种麻木，并且扩散着思想麻木。同一种人生而不同的作家立场，成为《老大的幸福》编导者对于无奈人生的功利主义理解。从文化源流来看，这种艺术态度和人生解释是东北喜剧小品泛娱乐化的一种折射，表现了娱乐化时代里苦难和沉重是如何被自我消解的蒙昧过程。老大和老大促成的人的幸福，最多就是一种阿Q式的生存策略，无为和忍让的最后结果就是到地狱里去做一个“好鬼”。于是，一个走红的“伪喜剧”也成了当下劳苦大众的一剂精神鸦片。我们无意谴责老大们的弱者逻辑，但是人对于不合理环境的抗争，维护的不只是个人的权利，而且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个体人格来说，小人物的善良是最为高尚的，但是从其行为和人生原则的最终社会效果来说，却往往是消极性的。社会人并不都是善者，社会也并不都是公正和公平的。公正社会和非公正社会的最大差别，就是对于善恶是否实施不同的奖惩机制。公正社会为善者之善提供了一种善的回报、期待，至少是对自己善行的一种无害的保障，这样社会才会形成被广泛认同的善恶评价尺度。说到底，所以善行是需要有一个利于善行的环境的。检验一个社会的健全程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弱者和守法者的境遇如何。由此而言，弱者的悲剧本质上是社会的悲剧，社会不保护弱者和善者，是社会的不公。就像剧中反复出现的金鸳鸯一样，外表闪亮，内部灰暗。一旦老大们的个人道德不能够支撑社会环境的腐蚀和委屈时，就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了一个坏人，这是非公正社会最大的负面效应。当然，这里首先应该反思的是社会自身。因为人性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化的产物。 八十年代文学具有社会改良时期特有的精神气质：“伤痕文学”对于人性戕害的控诉，“反思文学”对于极左政治的诘难，“改革文学”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设计，“寻根文学”对于历史的追寻与质疑，等等，都体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正义，即使是王朔式的“痞子文学”也直接汇入了思想解放的大潮，威权的大厦在戏谑和哄笑中轰然倒塌。回顾整个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思想脉络是那么清晰明确，对于政治、经济的变革是那样地先知先觉，也正是由此才产生了社会的轰动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