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胡适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发表名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文学史之部”中，胡适推荐的《诗经》著作有五部，分别是朱熹的《诗经集传》(通行本)、姚际恒的《诗经通论》(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龚橙的《诗本谊》(浙江图书馆《半广从书本》)、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和陈奂的《诗毛诗传疏》(《清经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胡适用姚际恒、龚橙、方玉润为代表的“疑经”思想取代了以《毛诗》、《郑笺》、《孔疏》为代表的“汉学”正统，成为新的治学取径。这种由新的《诗》学传统的发现所带来的《诗》学内部边缘/中心的再置，意味着新的价值标准和知识范式的确立。从发现《诗》学内部“疑经”传统的古史辨派的观点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这种新的价值标准和知识范式。“《诗经》是一部文学书，这句话对现在人说，自然是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的。既然我们知道它是一部文学书，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用文学书的惯例去注释它，才是正办。不过我们要说‘《诗经》是一部文学书’一句话很容易，而要实做批评和注释的事却难之又难。为什么？因为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我做这篇文字的动机，最早是感受汉儒诗学的刺戟，觉得这种附会委实要不得。后来看到宋儒清儒的诗学，觉得这里边也有危险。我久想做一篇文字，说明《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虽是一重重的经历险境，到底流传到现在，有真相大明于世的希望的‘幸运’。”①可见，这种“文学”观念的确立不仅改变了《诗》学内部的格局构造，更使《诗经》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吊诡的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颠覆了《诗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还使《诗经》成为了现代文学自身的经典和起源。 使《诗经》再次成为经典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自然存在。作为一种新的评判的态度和知识范型，它的形成和确立深植于中国自晚清以来就处于激烈变动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现实语境中，自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创建过程。作为中国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观念领域的产物，当它以知识的形态现身时，它必然要依靠各种凭以落实、储存和传授的制度性保护，参与到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想象性的缔造中。《诗经》从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从神圣正典到民间歌谣总集的转变过程所凸现的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现代性话语装置的历史构成和现实构造，分析这个装置的形成和构造，将能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内在关联。 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观点，将国语的形成和“文学”联系在了一起，“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语言学的专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胡适通过“国语”的形成，把文学与语言的问题摆放到了形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语境中。 现代民族国家是由“世界帝国”分化而来的，它的形成不仅需要由旧的政治共同体的崩毁而带来的历史契机，还需要在确立新的政治秩序时创造出新的想象的认同感，②作为其存在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或者“美学”才被柄谷行人称为创造了民族国家形成的“另一种契机”。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用欧洲的“语音中心主义”，将“现代民族国家母体的形成”和“基于各自的俗语而创出书写语言的过程”统一在了一起，特别指出，但丁(《神曲》)、笛卡尔、路德(《圣经》翻译)、塞万提斯等所书写的语言正是新的、与现代民族国家核心价值相符的“国语”，而这些作品也随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经典。而柄谷行人又将始于日本近代的、以“汉字御废止”为前提条件的“文言一致”运动视为“声音中心主义”在日本的展开，因此，日本的“文言合一”就成为抵抗汉语、创造出自己的民族书写语言的建制性活动。这样，“声音中心主义”背后所隐含的文学与语言的问题就获得了某种普遍性，即“声音中心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无法分离开。在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势的运动中。但是，这并非日本所特有的事情。“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上，虽有时间先后的不同，然世界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把文字、书写语言与民族国家的问题放在更普遍的场域来考察。”③ 如果我们将《诗经》的再经典化放置在柄谷行人所提出的问题中，那么《诗经》从儒家神圣经典转变为民间歌谣总集的过程，虽然并非能全然视之为一种“方言运动”，也没有以语音为中心，重新创造书面语，而是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白话文”)代替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文言文”)，但《诗经》再经典化中所蕴含着的强烈的价值取向，即用活生生的、民众的俗文学取代陈腐雕琢的、贵族的雅文学，却和驱动基于俗语的写作的内在冲动是相通的。古史辨派在《诗》学内部发现疑序传统的起点上，将《毛诗序》简化为一种“附会的文艺观”，视其为恢复《诗经》本来的面目所必须扫除的“瓦砾”，从而使《诗经》文本摆脱了经学意识形态的宰制，其实就是这种价值取向的表征。因此，古史辨派对《诗经》的再经典化就同近代日本的“文言一致”有着相同的意图，即在《诗经》通俗化的过程中建构出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更何况，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已经在“不避俗语俗字”的条目下援引了“但丁路德之伟业”来为活的“白话文”必然取代死的“文言文”提供合法性来源。到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更是将但丁的“方言”写作视为对抗拉丁文，最终创造了意大利“国语”的史实，不仅作为中国的语言变革的发展方向，而且作为“文学”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