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3)01-0013-05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年那些以笔为刀枪英勇宣传抗日的作家，他们的诞生、成长以及为国捐躯的经历及其作品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的浓墨重彩，更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全体中国人的真实写照。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仇敌忾的抗日炮声里崛起于中国文坛的20世纪30年代流亡的东北作家群。这些作家的不屈的人格、坎坷的人生经历、充满激情的作品，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人物画廊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财富，这一群体表现出来的共同人格倾向和美学品格，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真的研究。 一、具有“建安风骨”特色的慷慨悲情和忧患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建安时期一般是指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历经几十年。在东汉末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不但完成了统一北方的理想和抱负，还把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大批文士紧紧吸引到自己的阵营里来，并逐渐打造出一支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创作队伍。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可以形象概括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当时的建安文人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这一惨烈而动荡的社会现实，他们一方面有着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理想抱负、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中又形成了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梗概而多气、慷慨而悲凉，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流亡的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与古代建安文学相比较，尽管相隔近两千年，但由于共同的民族潜在意念、情愫的趋使，由于时代特征作家生涯的某些相近，使得他们的创作显示出某种相一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品格，这就是慷慨悲歌的创作激情和敢于直面黑暗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忧患意识。 因而当我们有意无意将建安诗歌和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作品进行对照后发现：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惨景不正是罗烽在《第七个坑》中所描写的“九一八”事变中血肉横飞、死尸遍地的沈阳城的写照吗？那“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蔡琰《悲愤诗》)的哀鸣，在白朗笔下则是面对比洪水还残忍的日伪政权，灾民宋子胜的怒喊：“弄死吧，弄死吧！这样红胡子年头，这样窝囊的日子……够啦！”(《轮下》)那“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曹操《却东西门行》)的慨叹到了端木蕻良的笔端则是“什么时候我能回到家里去再吃一次那柔若无骨的香水梨”(《有人问起我的家》)；那“男儿宁当格斗死”(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的壮志在骆宾基的报告文学中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我还回到前线去，我有右胳膊就行”(《我有右胳膊就行》)；那“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刘桢《赠从弟》)的气节，正是舒群所塑造的仁人志士中的一个——宁死也不下跪的王海的人格象征(《死亡》)；那“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的壮举，也出现在萧红作品中，众乡亲向天盟誓：“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生死场》) 这些“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建安诗句，和相隔近两千年流亡的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在思想情感、作家人品、写作风格、艺术表现等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民不聊生的现实、年年不断的战乱使得这样一批在白山黑水间成长起来的关东大汉、松江女侠，面对日寇铁蹄下的半壁江山，产生了一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这种情怀又化成了和建安文学相近的慷慨悲歌，这些都在流亡的东北作家群的抗日作品中的英雄志士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二、伴随刀光剑影、记载抗日经历具有强烈怀乡情结的“回忆文学” 中国文学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就奠定下一种创作传统，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从“回视”的角度将人们带入那流逝的岁月中。这具有较浓自叙传色彩的“回忆文学”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坛上，应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之呼声得到了可喜发展，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沈从文、巴金等人的作品都或浓或淡地体现“回忆文学”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又诞生了一种“乡土文学”。它是由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作家“被故乡所放逐”，在异地创作的回忆童年、思恋故乡的“隐现着乡愁”的作品而得名。这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的乡土文学早在《诗经》中就体现出它的魅力。可见《楚辞》与《诗经》这中国文学两大源流对中国现代作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少由这两种审美形态构成的传统文化渊源，深深积淀在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因而当我们翻开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时，便会感受到这两种远古文学形态的影响，同时又有东北作家群自己的风格。 东北作家作品的自叙传特点，比较成形的应从萧红、萧军的《跋涉》集算起，但到了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萧红的《呼兰河传》、萧军的《第三代》、骆宾基的《幼年》中，自叙传特点和“乡土文学”特征彼此渗透、水乳交融，形成东北作家群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艺术风格。 但我们应看到，抗日时期东北作家群的怀乡恋故不是一般意义上成年对天真、纯美的童年的依恋，也不是单纯的游子对家乡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的感怀，更不是从“寻根”的角度对田园牧歌般东北乡村文化的反思。东北作家群的乡土文学是建立在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上的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乡土文学；他们的自叙传也不是只从个性解放角度所反映出的冲破封建家庭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反礼教呼声；而是伴随着侵略与反侵略的刀光剑影、记载自己走向抗日道路的自叙传。他们怀的乡是日寇铁蹄践踏蹂躏的家乡；他们恋的则是在双重压迫下相依为命的亲人故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