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创造社，是继同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之后文学界发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和“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瞿秋白语)的创造社，双峰并峙，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初期耀眼的文学景观。 创作社成立的时候，虽然成员较少，势单力孤，如郭沫若所说，最初支撑创造社的，主要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三个人。但他们思想活跃，精力旺盛，创作准备充分，作品起点很高。《女神》的诞生，给新诗的创作带来了最大的冲击。早在1919年9月，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女神》部分诗作的时候，《学灯》的编辑宗白华1920年1月3日给郭沫若的信中就预言：“中国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田汉1920年2月29日读了郭沫若的新诗后也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先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我爱读这纯真的诗。”郁达夫更从文学史的视角，在《女神》出版一周年的时候，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判断：中国诗歌“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对于郭沫若来说，《女神》的飘然而至，更让他产生了“真是像火山一样爆发起来”的惊喜。1921年8月，《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短短的两年内，竟接连出了4版。同年8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第3种，也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女神》以高昂、激越、壮美的浪漫主义格调，让读者感受到了作家强烈的感性生命的骚动，倾听到一个民族的疼痛与愤怒；《沉沦》低诉感伤的浪漫主义内涵，又让读者获得了熟悉之外的陌生、焕然一新的发现，展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生机与活力。由此，创造社声威大震，卓然自立，确立了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沉沦》出版后的命运值得一提。一方面，它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欢迎；同时，也被人指责为“不道德的文学”。已经蜚声文坛厚道的文学研究会批评家周作人，立即站出来为《沉沦》辩护。周作人说：“《沉沦》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周作人郑重宣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 创造社的文学批评自有其个性。但与它的创作成就相比，却显得有些逊色。成立初期，创造社成员的精神，正处于自信而又压抑的状态里。自信，指的是他们多年的留学生活，对西方、日本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含新浪漫主义思潮)，有着一拍即合的认同。郭沫若《女神》创作的成功，郁达夫小说《沉沦》发表后引起的强烈反响，都使他们坚信自己的智力过人。由他们掀起一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正当其时。压抑，是对他们面临的现实境遇的忧虑。创造社成立初期，成员回国后，既无职业，又无资金支持，创办刊物，谈何容易？ 天生的敏感气质，使他们对周围的世界保持着足够的警惕。1921年9月29日，在《创造》季刊出版前，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他们拟定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出版预告中，他们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公布“垄断”新文艺偶像者的名字，但戒心和敌意却显而易见。1922年5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期，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中，更是出言不逊，恶语相加，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郁达夫要“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呢！” 在批评论文里，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诗歌创作，更采取了轻蔑、嘲笑的态度。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说康白情的《草儿》是把演说分行“便算作诗”；俞平伯的《冬夜》中的《山居杂诗》“这真未免过于匆匆了，然则——不成其为诗罢”；批评周作人(《雪朝》第二辑)中的《所见》“这不说是诗，只能说是所见”；说徐玉诺的诗作《将来之花园》，“这样的文字在小说里面都要说是拙劣极了。”创造社成员对“五四”时的白话文运动，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第3号发表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就说：“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然打下了几个补绽，在污了的粉壁上虽然涂上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的内容依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尘土。Bourgeois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与附和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我们要把那根性和盘推翻，要把那败棉烧成灰烬，把那粪土消灭于无形。……光明之前有浑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显然，“创造之前有破坏”应是他们当时开展文学批判运动的核心理念。对于创造社的进攻姿态，文学研究会成员当然不会沉默。郁达夫的《艺文私见》发表几天之后，损(茅盾)就写了《〈创造〉给我印象》进行反批评。 茅盾当时虽然也还年轻，但他经营文字的时间相对长一些。茅盾反驳郁达夫的文字中，自有一种从容豁达的老辣之气。在引出了郁达夫那段不讲道理的骂人话后，针对创造社创作的近况，茅盾表现上不动声色，实则语气讥讽，直刺创造社的痛处：“真如郁君达夫所说，大家说‘介绍’说‘创造’，本也有两三年了，成绩却很少，大概是人手缺少的缘故。治文艺的尤其少，更是实情。人手少而事情不能少，自然难免有粗制之嫌。……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罢。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而想当然的猜想别人是‘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更可不必。真的艺术家的心胸，无有不广大的呀。我极表同情于‘创造社’诸君，所以更望他们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出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