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恐怕得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在这个国家半数以上的空间里，很多人还在为最起码的生存而挣扎，想必有的批评家会大为光火，而坐在书斋里的绅士阶级，也未必同意将之变成公共空间里的一个话题，这大概有违他们同情普通劳动者的人道主义立场——在这个国家的一个世纪里，“人民至上”曾经是压倒一切的主流哲学。 不过，我这篇文章专指近10年来兴起的都市文学，而且是一种以中国中心性大都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现象。我注意到，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些生活在都市并以都市为创作题材的作家，已不耐烦于再用“知识分子”向“人民”忏悔的策略编织文学的神话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大都市中正在兴起的一个新兴阶层——中产。在他们看来，中产阶层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也许代表着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将会改变以前的价值体系，并将会主导今后本民族的历史生活和精神生活。这种对未来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即使缺少现实意义，至少也不是空穴来风。 中产阶层在中国都市的迅速崛起，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然而，何为中产年代？衡量它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按照北京某些媒体设置的“标准”，年收入在7万元以上的家庭，可以称之为“中产”家庭。这个标准虽然未被官方确认，它在媒体上屡屡被披露，至少说明这一界定已为广大民众所默认。北京“中产”年代到来的另一个标志，是政府支持的“经济适用房”和“高尚社区”在京郊周边地区的大量涌现，以及由此兴起的“购房热”；据说，在北京每100万辆汽车中，就有60万辆为私人汽车，而且现在家庭购车的速度和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单位；仅今年上半年，从各种驾校就“毕业”了7万多名学员。上海、广州两市的情形应该大致相似。有人因此惊呼：“住房和汽车的时代已经到来！”虽然汽车的时代未必等同于中产的年代，但无可否认，它已经凸现出了中产年代的表征，宣布了一个现代神话的开始。 如果媒体特征的“无边主义”容易模糊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话，那么社会学家更倾向于对其作严格的界定。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专家共同完成的《亚洲现代化透视》一书指出：“主要由从事技术性、专业性和管理性工作的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这里所采用的是学术上的习惯用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划分，实际是指一个阶层，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中间阶层’)”，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战后亚洲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成长壮大的新中产阶级提高了自身为现代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活动的产生提供主要资源和机会的能力，而且还成为将现代化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因此，“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消费阶级的含义在于：它除了维持必需的生活外，还拥有一些可以用来消费的这种或那种商品。伴随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水准的提升，许多亚洲的中产阶级家庭开始购入彩电、汽车、电话等，从而形成以往在西方发达国家才存在的、对工业化能够起到巨大拉动作用的耐用消费品市场”。这本书还认为，假如说中产人数接近或达到一个国家总人口的50%可以称之为已经进入了“中产时代”，日本、新加坡、韩国达到这一标准大约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事务从业人员等新中间大众阶层占劳动者总人数的比例，1955年为28.9%，1985年为43%，到90年代，有超过90%的人口认为过上了中等水平面生活。据《海峡时报》于1987年进行的采访调查，新加坡华人有74%、马来人居民有75%回答自己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即与象征着中产阶级的洗衣机、保险、订阅杂志、汽车、道德教育、活期存款、海外旅行、空调、微波炉、股票投资等相关。80年代中期，韩国79%以上的人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① 我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中国离上述的“蓝图”还为期甚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地域广袤的广大城乡就生活水平而言，目前还没有完全脱尽“农业时代”的胎记，然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和沿海及江浙的许多中小城镇，正在以超常的速度向“中产社会”迈进。由于篇幅所限，我未把上海、广州、深圳三市不断上升的生活指标，也即社会学的统计数字列入本文，不过，大量资料显示，它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要远远高于北京目前的水平。最近几年，这几座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已把“2010年”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最后期限，北京市政府甚而认为，它将在“2005年”率先达到这一“宏伟目标”。所以在我看来，尽管在学理意义上中国社会的“中产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一些中心城市显然已抵达了它的门槛。一个“预叙”的中产时代的“图景”，早已不是梦中的想象。 无可否认，中产年代的出现，将会深远地改变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阶层分布和体制格局，改变中国历史的路向。“中产阶层”不仅与商业、消费、现代传媒、时尚、大众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世界观、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也将会对革命时代形成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产生极大地冲击。可以想象，在未来的20年中，中产人物系列可能会对传统的工农兵人物系列、知识分子人物系列取而代之，变成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形象”。在文学的意义上，“中产”的人物形象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它作为一种新兴的人物类型、文学范式和写作经验，还将会刷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记忆。显然，中产年代造就了都市文学，而都市文学又以特殊的形象符号描绘了中产阶级时代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和心理情绪。它已经走出了“理论预设”和“文学想象”的阶段，变成了一个文学阅读的事实。 为便于我对中产年代的都市文学作基本的观察，我想把作家和作品文本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如果需要，其他作家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这种观察之中。 表面上看，公司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电影院、霓虹灯、晚会、汽车等等构成了经典性的都市意象，但实际上，这一切“表象”背后的感受才是它的核心：怀旧。怀旧是中产对他们对曾经有过——又一度失去——最近重新续上这段历史的一种无以言传的复杂感受。怀旧往往不在小说中直接表达出来，而是借助都市的典型意象有所寄托、暗示或象征，因为20世纪30、40年代塑造的都市在21世纪早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传统，而这一文化传统所蕴涵的30、40年代式的价值观，才正是令今天的中产们所深情眷顾而又无限感慨的。怀旧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它还暗含着对曾经破坏了这一切的革命时代的温和的责备和反思；它指称的也不只是“重返传统”，更主要的是一种“长恨歌”式夹杂着爱与恨、思与怨的对历史的兴叹。总之，怀旧的主题是多方面的，它的语义也是歧义丛生和多解的，有如一盆水银在月光下四散流去，完全是一种令你长吁短叹却又无法把握的各奔东西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