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扬与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 吴敏：张炯老师，您好！我正在做《周扬与中国现代文化关系研究》的工作。周扬1958年两次到北京大学作讲座，您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您对周扬的讲话还有印象吗？ 张炯：周扬1958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过一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讲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但他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得比较宽泛，反对那种过于狭隘的理解，并不是要求文艺对政治的直接服务。周扬举例说，梅兰芳到日本演出《贵妃醉酒》很受欢迎，日本人觉得社会主义中国也能把传统文化保护得很好。周扬认为这也是文艺为政治服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扬。他给我的印象是，口才很好，满口益阳普通话，讲话时神采焕发。周扬还有一次到北大搞讲座，我可能是错过了。1958年以后，我们经常不在学校。那时，教学科研与劳动相结合，我曾去石景山钢铁厂、密云农村劳动。所以，何其芳、邵荃麟到北大搞讲座，我都没有印象。 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后，周扬找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同学谈话，希望有几个同学帮他重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吴泰昌去了，回来说，周扬勉励他们不但要做学者，而且要做战士。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1959年，周扬和何其芳在一次关于文学史编写的座谈会上对我们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学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两卷本(即红皮本)有所批评。那时，因这两卷本文学史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曾受到陈毅元帅和康生的表扬，媒体也广为报道和赞扬。周扬和何其芳肯定了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撰写文学史的做法，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又指出我们在运用上有些简单化，如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等观点。我们班参加编写文学史的同学对他们的意见进行了慎重的讨论，认为他们的批评确有道理。正是因为接受了周扬和何其芳的批评意见，我们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把两卷本的文学史作了修改和扩充，变为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即黄皮本)。此书出版后即被教育部颁定为大学文科教材。所以，我们当时是很感谢周扬和何其芳十分有益的批评的。 吴敏：张老师，您与周扬的直接接触是从编写高校文科教材时开始的吗？ 张炯：是的。1960年9月，我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跟蔡仪先生编写《文学概论》。一开始做的提纲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第一章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然后是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生活等章节。1961年初，周扬把这本书和《中国文学史》纳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系列，把我们集中到中央党校。 我记得当时中央党校有两座宿舍楼，即南楼和北楼，那里住着从全国各地调来编写文科教材的人员。我住的南楼有《文学概论》编写组、《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唐弢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余冠英先生主编)；北楼住的是《美学概论》编写组(王朝闻先生主编)、《西方文学史》编写组(李赋宁先生主编)等。当时有上百套书在那里编。编写组有一个办公室来管理，办公室主任是中宣部高教处处长吴奇涵，副主任是高教部二司司长胡沙，后来又请了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来负责文学方面的教材，协助他工作的还有一位北大中文系语言学的教师郭锡良。 蔡仪先生负责的《文学概论》编写组，除了文学研究所理论组的成员外，还调来北大的吕德申和胡经之，北京师范大学的卢肇恒，中山大学的楼栖，山东大学的呂惠娟(女)，武汉大学的何国瑞，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树谦等。文学研究所参加的有王燎荧、王淑秧、王善忠、杨汉池、李传龙、柳鸣九、张国民和我。提纲经过编写组讨论后，办公室邀请全国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在天津和北京各开过一次讨论会。记得复旦大学的郭绍虞，北大的朱光潜、杨晦，还有唐弢、王朝闻、毛星、叶以群、何其芳、林默涵等都来参加会议提过意见。 周扬来编写组参加过几次提纲的讨论会，还有一次来看编写组成员，同我们年轻人谈话。我当时是《文学概论》写作组成员，同时也是编委会学术秘书，他们开会叫我做记录，但记录稿现在没有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弄丢了。不过，周扬谈话的内容我在《周扬文集》中看到过。周扬找我们年轻人谈话，胡经之也在场。周扬当时对我们表达了他的一个希望，说希望你们年轻同志多读书。他说，他们那一代人因为干革命，读书不如鲁迅、郭沫若那代人，还说陈毅元帅最近建议恢复学位制，评硕士、博士，你们年青人要争取当博士，因为当部长的位置太少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周扬对《提纲》最主要的指导意见是，不要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框架搞提纲。他认为，文学概论应该按文艺本身的各种规律来写，如本质规律、创作的规律、内容与形式构成的规律、文艺的欣赏与批评的规律、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并认为要分几个方面来写文艺的规律。这几条意见我们大家觉得很好，因而对教材进行重新建构。现在很多教科书还是按照这些思路来编写的。1958年，周扬在河北省会天津市的文艺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周扬同我们谈话时一再强调，《文学概论》要引用名家观点、学术权威的观点。他说，年轻人讲的话也可能是对的，但是缺乏丰厚的学术支撑，学术权威的话则有大量的知识支撑。他还进一步说，古今中外名家的观点都要引用，不要只引西方的，也要引中国的。我觉得他的这两点意见是对的，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他的这个意见来进行这部教材的编写的。
